还在1991年的下半年，我写过一篇《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发表在上海的《上海滩》杂志上，不料受到意外的欢迎，竟有十几家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南方一家妇女杂志的编者托文汇报《笔会》的老编辑余仙藻先生来与我联系，希望我为他们再写几篇这类文章，并许以极高的稿酬。这篇文章其实我并没有用心的写，不少内容是转述许广平的回忆而成。记得上海的《报刊文摘》在摘要转载时，前面有几句摘者的话，其中说到“这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使我恍然大悟：我们过去在介绍鲁迅时，谈他的“斗争性”多，好像鲁迅在整天拍桌打凳地骂人，而他的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却谈得很少。其实，鲁迅是伟人，同时也是平凡的人，他同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怎样再有机会写写鲁迅的家庭、爱情、婚姻的生活。我以为，以连载文字的形式来写，或许可以写得真实、生动，有可读性，能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我虽然这样酝酿，但迟迟没有动笔。
    直到1998年，我才从繁杂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于是想动手写我所设想的连载文字。这年10月，我有机会和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刘绪源先生一起出差去西安。出差途中，我与老刘谈起我的设想，他极为鼓励。他还开玩笑说：是否打算写成鸳鸯蝴蝶派的文字？我说：我打算严肃地写，写得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必须言必有据，而不采用小说家的虚构、想像和编戏剧性故事，真实地写也会有吸引力的。我托他能否探探文汇报的有关编者，是否会有连载的兴趣？他答应帮我去游说。
    从西安回到上海后，我开始写《鲁迅与许广平))，到1999年3月间，断断续续写了15节。但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哪一家报纸连载，既关系到内容安排，也关系到每节的字数。如日报和晚报，每节的字数要求不同，内容的要求也会相异。6月底的一天，我和绪源兄相会在一位朋友请客的饭店里。他让我把已写好的几节交给他，他再去给文汇报社负责连载文字的编辑看看。7月2日，我把已写好的15节给他。他于7月6日在电话中告诉我：“你的连载稿子看过了。是否就在我们周报发表？”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深知文汇读书周报的发行对象是知识分子，多数读者是关心读书界信息和文史知识爱好者。已经送去的15节，老刘说不要改了。以后绪源兄一再关照：要有新材料，要有新见解，既要使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又要使圈子里的人感到有新意。他所说的“圈子里的人”就是指熟悉现代文学的人。他自己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十分熟悉鲁迅、周作人的著作，也了解很多现代文坛掌故，许多地方他就随手作了很好的修改。有好几节的内容，我是在电话里和他商讨而定的。因而本书中融入了他大量的智慧。在最后一节发表以后，他告诉我，听到一些反映，总的说来是好的，有的内行也说有点新的东西。他说话时的语调，好像松了一口气。我深深体会到他把拙文的发表完全当作了自己的事情。
    在拙文发表的过程中，我也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听到褚钰泉兄、何倩兄的意见和鼓励。我感受到他们的关爱。
    在拙文刚发表时，海婴先生打长途电话对我说：“你写的都是《两地书》中的内容，当心炒冷饭啊！”《两地书》中的内容是不可回避的，但还应有其他的新鲜的内容。这确是我应十分注意的。以后海婴先生来信、来电话，逐渐增加了肯定和鼓励的语句。不少内容我是在电话中或当面向他请教后才落笔的。他应我要求，翻箱倒柜地寻找老照片，还新拍摄了几张照片给我。最后他应我的一再请求，为拙作写了序。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他和他夫人马新云先生折腾得是够厉害的了，在此深表歉意和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