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应当就是当年《自由西报》的编辑:许国璋、宋衍礼、陈少云和张培基。前三位我见过，但是如今我最熟悉的许国璋已离世，陈少云回他东南亚的故国。至于宋衍礼，他去香港任《虎报》编辑前来向爸爸辞行的那天，我正好在家。那么张培基先生呢？记得我在整理先夫夏照滨的藏书时翻到过张先生著的《英汉翻译教程》。然而，何处去寻张先生呢？……灵机一动，上网！——“张培基现任《英语世界》顾问”。

    《英语世界》转达了我的心意。张培基先生欣然打电话给我，他证实了当年和许国璋等三人共编英文的《自由西报》那段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否定了钱钟书曾任该报主编的说法，于是破解了那个压在我心头的疑题。不过，钱钟书先生的确和《自由西报》有一层关系:钱钟书曾为《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写过一篇文章。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张培基先生回忆说:他1945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任《自由西报》(Shanghai Herald)顾问的邵洵美。我爸爸识才惜才，将他和许国璋、陈少云、宋衍礼四位年轻人推荐给《自由西报》的主编桂中枢。编辑主任是李才，广东人，华侨，是位老报人。桂中枢是位名律师，是我爸爸的老友，同时也是英文杂志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的主编。当时张培基也受邀任《中国评论周报》的特约编辑，为该报写过十多篇散文。他说我爸爸不常来《自由西报》编辑部。(爸爸当时在编辑《见闻》时事周报。)

    谈到钱叔叔，他讲起《中国年鉴》:“编辑《中国年鉴1944－1945》，好像是外交部交给《自由西报》的任务。总编辑是外交部派来的，姓张。我和陈少云任副总编，许国璋任编辑。我仅做一些修改和翻译工作。《中国年鉴》的办公地点在《自由西报》办公室的旁边一个厅里。那本年鉴需要一篇论中国诗歌的文章，我去找邵先生。邵先生认为请钱钟书先生写更为得当。我就去辣斐德路钱府约稿(在中学时我就认识钱先生的，他的堂弟钱钟鹏是我的同学)，钱先生一口答应。不几日他就寄来一篇长长的英文文章。此文先后发表在《自由西报》和《中国年鉴》。

    张培基又谈起1946年他去日本不久，《自由西报》改为《自由论坛报》(Shanghai herald Tribune)。他去日本是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在日本期间，我爸爸和他时常通信，他曾为我爸爸购买《中国历代名画汇集》，一套有十多本，觅得后寄回上海。解放后他回国，曾到上海看望我爸爸。他说，“‘文革’前我再次去看邵先生，那时他住在老家隔壁，家里空空荡荡。见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呼吸困难，阵阵喘咳。有两个出版界的人在座，在跟他联系工作。我没多谈就告辞了，这是最后一面。邵先生离世太早，仅仅六十二岁！是极‘左’，把他糟蹋了！……很高兴现在能联系上你，邵先生的后人。现在获赠《邵洵美作品系列》五卷，打算翻译一篇邵先生的散文，以怀念先生当年对我的扶掖。”

    幸而找到了张培基先生，否则拙作《我的爸爸邵洵美》里那段述及钱钟书的情节，误导读者将延续世世代代，永远也说不清了。得悉事情真相，我马上写信给杨绛阿姨致歉。

    怀着不安，我等待告罪函发出后的反应，没料到她老人家宽容大度。杨阿姨居然第三次亲自打来电话。她高兴地读到了我摘抄下的那段文字，说:“你爸爸给我的墨宝就是《论语》这一段！他这样称赞我，我当不起。……他写的就是这些，全对！”她连连说:“你真好！我真为你爸爸开心，有你这样的好女儿。……真好，我为你爸爸庆幸。”她这么夸我，令我越发自责。她含笑轻声说来的寥寥数言重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像是母亲的关照，母亲的期望。

    三年来，我发现这本回忆爸爸的书里错漏累累，我正在为争取出版增订本努力。在此，我郑重地向翻过《我的爸爸邵洵美》的读者说声“对不起！”

    《邵洵美作品系列》去岁出版了五卷:《诗歌卷》、《随笔卷》、《小说卷》、《回忆录卷》和《艺文闲话卷》。今年年底前再争取出版三卷，包括:新诗理论、书画评论、编辑随笔、时代讲话、翻译作品、邮票讲话和属于前五卷的补充内容。如此，我就把目前收集到的作品都集合在一起，供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翻阅。对于近八十的老人来说，这些工作是繁重的，我得格外仔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