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珊文存》，仿佛看到一位女性的身影，行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伴随她那身影的，是她的真诚:对文学的真诚追求、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它讲述的是历史真实的一幕幕，尽管那是已经流逝的岁月，却叫人不思量，自难忘。

    “不思量，自难忘。”出自苏东坡悼念亡妻词，词中那“无处话凄凉”的意境移用至此，似乎很是吻合。《萧珊文存》的序言正是巴金悼念亡妻萧珊的两篇文章。这《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两文，朴质无华，却波澜不兴，悄无声息地将哀痛、伤感之气息氤氲着，渐渐弥漫，让人们重返那个我们民族无法忘却的岁月，感受那些阴霾重重日子里的生活。萧珊亡故于1972年，那一年，“文革”阴云密布，“四害”肆无忌惮地横行。

    萧珊是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的夫人。对于如今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巴金或许只是一个文化符号，只有读过《家》、《春》、《秋》和《随想录》，而且对那些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有比较深入了解者，才会明白巴金的文学贡献和人文品格。同样，对于萧珊，年轻人所知更少。倘若没有这本《萧珊文存》，又有多少人知晓萧珊是巴金夫人陈蕴珍从事文学创作用的笔名。这位生于浙江宁波的女性，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是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的一名中学生，要不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她一定会去延安的。她由爱巴金的小说起，到与巴金相恋。结婚后，她为巴金生儿育女，精心照料巴金的生活，“义务劳动”参加《上海文学》的工作，同时又进行文学写作，还学习俄文，翻译了屠格涅夫、普希金的作品。《萧珊文存》收集了她的散文、随笔、书信、日记和译文，既是用“人以文存”的方式纪念这位有才华的女士，更是纪念萧珊与巴金共同生活的那些个朝朝暮暮。如果说这份记忆，在《萧珊文存》的资料尚未结集成书时，尚属于他俩，以及他们家庭的隐私，那么《萧珊文存》出版后，它已经成为观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断层的切面，一个可供不仅好读书，还有意于思索者品辨、认识那个时代的思考平台。

    萧珊翻译的屠格涅夫、普希金的作品，篇幅竟占了这本十六开、六百余页的《萧珊文存》一半，她的俄文是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读得的，居然能翻译俄国两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可见她的文笔。难怪巴金说它们“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人们透过她的译文，能领略喜好文学的萧珊那执着的人生追求，即巴金所说的“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同时由她的审美情趣，似可推测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以苏俄文学为时尚的阅读倾向。由此，对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生活也可以揣摩几分。

    《萧珊文存》为了保存萧珊的生活印记，还收录了她的一些照片。照片上的她，满怀对幸福的真诚期冀，那是美的。至于她对恶的谴责，即便是在共和国诞生前的日子，那黎明前的黑暗中她的抗争，亦留存于她的文章中，如书里的《在伤兵医院中》、《在孤军营中》等，那是她学生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倘若说，文学创作在发表时，有对即时的激情可以从容修饰的成分，那么书信、日记的真实性则具有相当高的“保鲜”度，它们能“原汁原味”地留存人们当年生活的痕迹。因此《萧珊文存》中的书信、日记极其可贵。这里，有文坛好友的情谊交往，有日常生活的开支琐事，更有家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这些家长里短的文字中，凡人俗世中的人性，不加掩饰地一一呈现。如此种种，亦是那些年代无从粉饰的一一踪迹。

    萧珊作为巴金夫人，她与他曾一起迎来新中国诞辰的曙光；她既分享他的人生智慧和创作才情，又与他同甘共苦。在“文革”年代，当巴金被批斗、关押时，她遭凌辱、折磨，为了保护巴金，她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铜头皮带的抽打；她用自己深沉的爱，消融巴金的委屈，相互鼓励着在“日子难过”的处境中，“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除了妻子对丈夫的爱，还有母亲对子女的爱，萧珊用她那柔弱的肩头，坚韧地支撑着这个家，抵御着“文革”的浊雨恶风。《萧珊文存》中她给女儿、儿子的信，是那个年代历史的生动记载。凡是有过那段日子生活经历的人，读到这些饱含母爱的文字，多半会引发一些深沉的记忆。它或酸辛，或伤感，或惨痛，或百感交集，难以用一个确切的词汇形容。但同样是“不思量，自难忘”。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尤其如萧珊这般患重病，还时时在自身被诬陷、亲人遭迫害的痛苦中煎熬，身心饱受摧残，五十四岁就匆匆去世，未能看到“文革”结束的金秋十月的人。然而，《萧珊文存》在纪念她的同时，也从她个人的历史视角，留存了她生活的中国社会那段历史。她以她的真诚，真实地注释了这段历史，于是对她的身世记忆，不仅属于她的丈夫巴金先生和她的子女亲友，更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让人们“不思量，自难忘”，加倍珍惜如今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