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清职业阅读与非职业

　　1949年5月26日，十六岁的桑塔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书，这一天她突然审视自己的生活，惊恐地发现自己差点就滑进学术生活的泥沼里去了。她揣想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轨迹：在英文系保持好成绩，接着念个硕士，当上助教，找些没人在意的冷门题目写几篇论文，然后“在六十岁时成为丑陋的、受人尊敬的全职教授”。她大叫“耶稣基督”，决不想过这种日子。

　　为何会有这番省察呢？原来，她当天在图书馆里浏览英文系的论文，看到了诸如《伏尔泰作品中“你”（Tu）和“您”（Vous）的用法》、《费尼莫尔·库珀的社会批评》、《布莱特·哈特在加州报刊上的作品总目（1859-1891）》之类的无聊题目，对学院生涯丧失信心。

　　事实上，桑塔格在学院里还是呆了一段时间的，在哈佛当过助教，后来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春季学期，她要协助雅各布·陶贝斯（Jacob Taubes）上宗教社会学的课，在她的日记里列了不少准备买的学术著作，不知其中有多少最终购买并阅读了。书单里有卡尔·巴特的《教会教义学》、马克斯·韦伯的《古代犹太教》、朔勒姆的《犹太神秘主义》、W. W. 福勒的《罗马人的宗教经验》、A. D. 怀特的《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冲突史》等，也有一些跟宗教没有密切关系的书，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社会的性与压抑》、M. 墨雷的《西欧的女巫崇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桑塔格人生中的“哲学期”，她在哲学上最用功大约即在此时，日记里萨特、黑格尔、康德的名字四处散落。

　　可是，桑塔格知道自己不喜欢干这个，也不适合干这个，1960年2月29日的日记里数说自己教书不称职的种种不是。应该承认，她最终逃离学院生活，是明智之举。对她而言，教书要用的书属于职业阅读，自己想看的书属于非职业阅读，我认为，她在这方面是好恶分明的——她最爱读的始终是文艺作品或文学评论，而不是哲学和宗教。

　　六、列书单与逛书店   

　　《重生》的副题起得很对，桑塔格的日记和札记很难区别，有时她干脆拿日记本当备忘录来用，上面登记的许多书名，你常常搞不清楚是表示读过了还是想要读的、已买的还是未买的。

　　桑塔格列的书单有的很长，上面举的那份宗教类书单就有二十一本。多数情况下，书单里的是她准备找来读的书，如1961年夏天一份书单列了十一本书，法文的占了七本，包括米歇尔·莱里斯的《人的时代》（《反对阐释》里有篇文章是谈莱里斯的）、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史》、让·瓦尔的《哲学的防卫与扩大》、胡塞尔的著作集与遗作集、罗杰·卡瓦约的《诗艺》以及《仰赖诗人们：克洛岱尔》，英文的分别是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性伦理》、托伦斯的《加尔文的人的观念》、哈纳克的《基督教的传播》、布鲁克斯·亚当斯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这份书单上只有莱里斯那本勾去了，编者推测桑塔格后来买了此书。尽管其他十本可能并没读，但多少可借此看出当时桑塔格的阅读趣味。

　　书单偶尔会注上书店地址，应该是她读了书店寄来的书目或杂志上的广告后随手记下的。比如，291页的书单上有巴黎两家书店的名字，一家是La Hune（我去过这家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有名书店），另一家是Librairie Plon。不过，在紧接着的一页，1961年9月19日的日记中，桑塔格又说：“奇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昨天想看一份图书目录，可是怎么都看不下去，最后扔掉了。我开始能分别好坏良莠了！”事实上，桑塔格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爱买书的人，尽管跟真正的藏书者比起来，她还不入流。

　　桑塔格喜欢逛书店，她的文章里提到书店的地方也相当多，比如《论摄影》里说：“对我来说，这种启示发生在1945年7月我在圣莫尼卡一家书店偶然看到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彼时，她十二岁。再如收入《同时》一书的《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里说：“大约十年前，我在伦敦查令十字路一家书店门外摆着的残破的旧平装书堆里翻寻时，曾碰到一本《巴登-巴登的夏日》。”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日记里关于书店的内容也不少，如《童年札记》里有一条记着她在洛杉矶一家叫匹克威克的旧书店买了一本旧的《文明及其不满》，后来她在同一家书店因为偷《浮士德博士》被逮住了。这大概是她十三四岁时的事情。1960年春天的日记里则记着牛津的Blackwell书店新书打七五折的信息。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许是1957年9月17日，在英国游学的桑塔格进了伦敦最大、最知名的Foyles书店（我也去过），在哲学区耗了一个钟头，最后一无所获，空手离开了。说到底，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写书给别人看的人，一种是看别人写的书的人，桑塔格无疑属于前面那个阵营，虽然她有时会产生自己属于后者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