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收阅后批示:“我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我想上海新建钢厂的厂址问题是否再做慎重考虑，或者至少要重新审查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即将“临盆”的宝钢难产了。

    一个月后，国家建委组织56名著名专家来到宝钢现场。经18个昼夜的连续实地试验，一份详尽的试验报告直送国务院。

    宝钢地基可以处理，建设钢厂绝无问题，专家们一锤定音。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接到报告后向李先念作了详细汇报。李先念听完，果断地在康世恩的书面报告上批示:“决心已下，万不可再变，要对人民负责。宝山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在人民中间传开了，人民要求我们把这个厂建设好！”

    宝钢经过3次“阵痛”后的1978年5月14日，上海市“革委会”、冶金工业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978年8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

    至此，宝钢终于呱呱坠地。

    中日两国的国家级较量

    宝钢上马后，围绕宝钢的总图、轧机选型、干法息焦、转炉炉型等，中日双方展开了一系列较量。

    首先是总图。

    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是中国的一位好朋友。是他，帮助催生了宝钢。他是真心实意想帮中国建设一座完完整整的现代化钢厂的，但新日铁公司的少壮一代不完全接受他这样的做法。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现实，就是稻山嘉宽帮助韩国建起了浦项钢铁公司，没几年功夫，就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与新日铁竞争了。美国，原来是日本的市场，被浦项钢铁公司争去了一大半，威胁与日俱增，如果再帮助中国建一个宝钢与新日铁争夺市场，那新日铁就更惨了。抱着这么一种观点，日方与中国开展了A阶段的厂区规划总图谈判，解决总图设置。

    为了避免培养一个新的对手，他们没有按照稻山嘉宽的思路，为中国建造一个世界一流的钢厂，而是委婉地提出，他们的轧钢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只能向中国提供原料、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到初轧部分，初轧以后的部分他们就不提供了。

    日本人是够精明的。他们可以在庞大的初轧之前各个项目中捞到足够的油水，而初轧后的板坯、方坯、扁坯等产品因为只是钢坯而不是钢材，只能运到上海的老钢厂去轧制钢材，老钢厂、老设备，轧制不出好钢材，与日本的竞争力也就没有了。

    日本人精明，中国人也不笨。既然你的先进技术是从别人手里批发来的，那我也可以找他们去。中国人开始转向，把目光投向了世界，避开日本，向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出了冷轧、热轧项目询价书。这一下，日本人傻眼了。

    接下来是初热轧机选型。

    1978年5月，以冶金部副部长李非平为团长的百人代表团到达日本，开始了中日B阶段设备选型谈判。中日再次较量。

    日方告诉中方，中方引进的样板厂为君津，中方不同意，要以新日铁属下的八幡厂、大分厂中最先进的技术引进，强调“引进最先进技术”是合同约定的。

    日方的目的无非是要压制中国钢铁生产的先进性，不让中国成为竞争对手，但是，中国人的眼光放远了，再也不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了。

    日方给中国的君津初轧机不是最先进的，只能供轧制1.2米钢板的坯子，而中国要的是1.7米轧机。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争论了一个多月。最后，中国放出风声，又要到西方寻求合作伙伴。这一招，触动了日方神经，不得不作出让步，满足了中方要求。

    再接下来是干法熄焦较量。

    中国炼焦全是湿法熄焦，湿法熄焦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和灰尘，既污染环境，又致人中毒。中方要求引进干熄焦技术，日方以君津厂没有干熄焦而回绝。几经交锋，日谈判人员被中方的执著所感动，同意了中方要求。没几天，日官方获得消息，认为此项领先技术不宜向中国转让，下令阻止。但协议已签，无可挽回了。

    第四个是转炉炉型较量。

    日本君津的转炉炉型粗胖，大分厂的转炉瘦高，两者都是老型号转炉，最新型的转炉是八幡厂的转炉，不胖不瘦。经中国专家考察，八幡厂的转炉是最经济最合理的转炉。

    要就要最新的，这已成了中国引进的一个原则，不管日方以君津样板厂加以阻拦，或以大分厂的转炉灵活加以狡辩，中方坚持要最新型的。谈判到最后，中方提出“不是最新的不引进”的强硬立场，日方顶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中方要求。

    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参观了宝钢的样板厂君津。邓小平对稻山嘉宽说，就照这个样子帮我们建一个厂子。稻山嘉宽的随从私下嘀咕，你们中国人要的早已超过君津了。

    1978年12月23日，宝钢工程正式开工。那一天，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一天，也是日本天皇的生日。以后，在宝钢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故事，竟都在12月23日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