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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您觉得您是商人吗?您是哪类商人?
海岩：我是商人，我是旅游服务业的商人。旅游业在国内被人们认为就是吃喝玩乐，实际上旅游业在很多国家都是支柱型产业。2020年，旅游业要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要占25%。我既是投资者又是职业经理人，比如在锦江集团北方公司和昆仑饭店，我任董事长，代表出资人利益。同时在北方公司我又是总经理，还得负责日常运作。
张：经营管理过程中，您一定有很多体会吧?
海岩：我们在国内商业法规还不十分健全的条件下经商，很多功夫是在商业之外的。在国外几乎都没有“企业家”这个概念了，企业家通常是指创业者，像洛克菲勤、松下幸之助这类人。在国内做生意往往是因人而异，今天和这个人是一套做法，明天和那个人可能是另一套做法。同样在广东做生意，今年和明年政策风向不一样，手法都可能是不一样的。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是不规范的市场、不健全的法规和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人际关系与政策风向。
我们现在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了，尤其是内部人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工程。任何一个企业家你只懂企业运营，不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根本就站不住脚。你要管计划生育、政治学习、职工分房、思想工作等等，就连夫妻打架你也得管。什么班子不团结了，谁在背后说谁了，事儿多的是。我可不是只写小说，来来往往呈送报批的文件等应用文我不知写了多少。
张：有没有人指责您写小说影响了正常工作?
海岩：我的上级、下级同事们对我的工作是十分肯定的，我办公室里成天人来人往，没人看见我在工作时间写小说。人们称我的办公室为“专家门诊”，老是排着人说这说那。我有的时候早晨进屋本来想上厕所，一进屋就有事儿了，到中午才感到尿憋得难受--忘了上厕所了。
张：您所经营的是“国有企业”，到了一定时候，您会不会感到失落?
海岩：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位时“应有尽有”，一旦退下来之后便“一无所有”。这是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了很多人难以承受的生活落差和社会地位落差，以致产生了 “59岁现象”。除了离退休保障机制没有之外，制约制度太差也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企业的领导者个人权力太大，没有有效的制约办法，所以造成穷凶极恶。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靠提高认识，二是靠反腐倡廉抓案子。根本上应该抓抓“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建设，我写的“吴长天”触了一下这个问题，又滑过去了。我心态很好，我写作挣的钱比做企业拿得多。如果我离开企业会赚更多钱。所以，我不会做褚时健。我的心态是非常平衡的。
张：你看上去好像只有30多岁，正处于被社会戏称为“精品男人”的阶段，处于你目前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人生状态？
海岩：男人老一点--当然太老了不行，那就成老小孩了--价值就日趋成熟，而精力、思维又没到老龄人的退化程度、陈旧的程度，所以40岁的男人是二三十岁与五六十岁之间的桥梁，是青年与老年之间的桥梁。
40岁的男人吸收新生事物的能力没有退化，允许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世界，允许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能快乐幸福地生活。
40岁的男人，比较少幻想，比较务实，功利性淡，活得比较放松。像我，在成就感上走得高一点，因此对功利看得很淡，对事物看重过程，达不达到目的是次要的。这与重结果而轻过程不一样。如果看重结果，就会不择手段。这种状态，二三十岁的人是做不到的。有句老话“少不看三国老不看水浒”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对自己的人生作的总结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不为自己设计未来和具体的目标，我会做好每件事。我不追求目的，我追求过程。追求过程的圆满、完美和愉快。
以前我生活得挺累是因为我太执著，很多事情老想做好，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反省以后，觉得这样不好。现在如果说我活这么多年没有白活的话，是把我的目标虚了，把眼前的事儿实了，做不成就做不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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