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到上海祁连山南路的曹杨中学新校园的绿化工作2002年3月宣告结束。至此，占地面积70亩、耗资达1.24亿元的新曹杨正式落成。
    虽然学校名称和老师同学都没有变化，但学生还是能从新老校区设施对比中感受到学校发生的变化。1953年建成的老校舍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而新校区则有6万平方米；图书馆、阅览室新添了上百种报刊杂志，还多了一个配备了几十台电脑的电子阅览室；庞大的体育馆内不仅有健身房、舞蹈房，还为曹杨著名的手球队提供了室内训练室；计算机、有线电视、广播、保安等四张“网”覆盖了整个校园；当然，新入学学生的学费也上升到了每年一万多元。
    除了这些表面的变化，发生在曹杨中学身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在于，校长不再是最权威的管理者，他头上多了一位“董事长”——民间资本已经正式入主这所有近50年历史的学校。
    “董事长”来自于温州，名应树德，是一位身价数亿的民营企业老板。2000年11月31日，他的教育产业投资公司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签下合作协议，他以曹杨中学投资方董事长的身份成为曹杨中学的法人代表。曹杨中学成为首个也是迄今惟一的“上海市区重点中学教育体制改革试验学校”。

教育点亮人生，知识改变命运
    确切地说，应树德并不是温州城里的人，他出生在温州永嘉县四川区，一个有名的老区。应树德家所在的那个村庄是真正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四面荒山环绕，只有一条山路从村里通往外乡。
    村里的教育条件之差也是难以想象的。应树德直到高中毕业还讲不好普通话，就更不用说英语了。作为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应树德连续考了三次才“登顶”成功。
    “连考三次真是不容易，家里根本负担不起，我只能边做生意，边复习功课。”他说，“白天打工谋生计，晚上念书为自己。”所谓做生意，其实就是批发一点纽扣到集市上卖卖。
    1982年，公路修到了村口，应树德得以到外村去上补习班，“享受”更高级的教育资源，但是因为没钱，不敢坐公车，只好走着去上课，最远的一趟竟走了9个小时。
    那时应树德满脑子想的就是要考上好学校，离开这个穷得气都喘不过来的山村，改变这种卑微的命运；当年对物质生活上的需要今天看来甚至有点可笑——是要买一双解放鞋给自己穿。当然，他也一直有着不平凡的梦。“我在高中的一篇作文中写过，” 应树德说，“我的理想就是要干一件流芳百世的大事。”
    当应树德以全县数理化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浙江省建筑工业学校读建筑经济管理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理解。因为那时的“房地产业”并不吃香，大家觉得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混进政府机关吃皇粮。“我倒也不是先知先觉房地产会怎样怎样，纯粹是觉得自己如果学建筑，将来当一个工地负责人没问题，这样就能把村里亲戚朋友带出来——即使当个民工也比一辈子穷死在那里好啊。”应树德说。在这个答案上，应树德表现出了他诚恳不矫饰的一面，成功以后而不刻意伪饰自己的过去是颇为难得的。
    此后的两年里，高等教育给了应树德脱胎换骨的变化。首先是语言通了，普通话流利了，虽然至今还不是非常标准，可这是和外界交流的基础；然后是信心，初进城时他觉得挺害怕，自己一个“乡下人”什么都不懂。渐渐地他开始觉得，那些同学可以做到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得更好，体育、文艺、学习上都是如此，将来在社会上也未必不行。
    是教育，让应树德彻底摆脱了蒙昧，走向了成功的生涯。

“朋友经济”完成原始积累
    学习给了应树德机会，于是应树德也变得非常热衷于学习各种门类的知识。除了开公司当老板以及本行的建筑设计、施工，应树德还当过教师、裁缝，学过一点医术，考出了律师执照并上庭打过不少官司，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银行里当会计。
    80年代中期，应树德回到老家永嘉，在县里的人民银行工作，从会计当到信贷科长。“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应树德说，“我手里掌握着400万元的扶贫贷款，而当时县财政只有200多万元。”由于贷款工作搞得好，很快应树德被调到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工作了。
    调到城市里工作的第一年，应树德形容自己是“大气都不敢出”，觉得温州这样的大城市“太了不起了”，天天要和那么多部门的人打交道，简直是“不胜惶恐”。这一年经历带给他的东西同念大学时的经验一样，是弥足珍贵的。“我的思维方式发展了，眼界开阔了，发现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在温州人之下。”他说。
    1988年，应树德生平的第一件大工程上马了，那是投资1000万元兴造的人民银行大楼，应树德担任现场总指挥。谈到这个工程，应树德至今仍觉得挺自豪。他说：“那是温州市的重点工程，我只有25岁，领导着36个人在工地上干，还要协调各个组织、部门，要全都弄得井井有条才行。”
    应树德说：“通过几年的盖房修屋，我渐渐觉得房地产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行业。而且当时我通过替银行修工程在温州结交了一大帮子朋友，在刚创业的时候，朋友关系就是财富之源，于是我决定下海自己搞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