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树德于1993年开始了创业生涯,他从装修公司做起,1995年开始进入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终于大成。分析自己的成功步骤,应树德觉得:“第一是自身要懂行,我对建筑、装修的工程管理很有经验,财务上也懂。创业早期老板必然是什么都自己管,自己没专业知识肯定不行;第二是社会资源,因为我以前在盖银行大楼时就给合作者留下了‘够朋友、有诚信’的印象,大家才容易合作。而且我的生意谋略简而言之就是‘自身建设+朋友关系’,我称之为‘朋友经济’。”
“创新经济”构筑教育产业集团 1996年,下海刚届三年的应树德靠着前三年内在温州、北京等地经商赚来的钱和积累的经验在温州开始大规模地进军房地产了。 他说:“那时候做生意已经不完全靠‘朋友经济’了。企业要真正做强必须有自己的思路,我称之为‘创新经济’。比如开发房产,我第一个在温州引进‘多层电梯房’的概念,也是第一个在火车站附近开发大盘的房产商,那些地块都赚了大钱。所以到经商第五年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完成了第二步目标,开始筹划下一步该做什么产业,该如何创新了。” 怀着一种强烈的创业心驱使应树德寻找到了教育产业。1998年底,他把未来的事业确定在两个理念下:第一,做教育,第二,到上海去。 他说:“投资教育产业一直是我的人生课题,我这个人就是教育的最大得益者,否则我还在农村,这是一种责任感;其次是教育产业虽然不是回报很迅速的行业,却是长期稳定的产业,可以使资本安全运转;最后,中国比我大的老板多的是,我要做一件流芳百世的大事,惟有靠投资教育才能有所作为。”
拱破教育坚冰 选择上海,应树德有他的理由。他说:“上海是我一直羡慕的好地方,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政府做事情也比较规范。在温州我一天吃过六七顿晚饭,全是喝酒,在上海没有这么厉害。” 1999年,应树德偶然得知民办学校上海东方曹杨外国语中学的投资者由于资金问题退出了这个项目,正在参与温州大学改制工作的他立马飞赴上海,向普陀区政府表达了接手东方曹杨的意向,并在24小时内谈妥了合作事宜。 正是这次合作为“收购”曹杨中学打下了伏笔。在与普陀区政府、区教育局和曹杨中学的合作中,应树德了解到这样几个信息:首先,在上海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普陀区吸纳了大量从其它区搬迁过来的“移民”,人口迅速增加,教育资源出现短缺;第二,建于1953年的区重点曹杨中学校舍虽日久失修,师资力量和声誉却相当好,可惜区教育局无力给予它足够的资金去发展;第三,曹杨中学原来的校址在规划中属于旧区改造的地段。 仿佛侏罗纪公园中那些目光敏锐、反应迅捷、出击凶猛的迅猛龙一样,温州老板对机会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应树德很快就带着一个班子向普陀区区长“游说”去了。从自己出身于农村、受益于教育的过去讲起,到他在温州大学办二级学院并推动温大改制的事实,再到“以产养教、以教养教、以教兴产”的办学思路,终于使普陀区区长、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和教育局局长接受了他的初衷:“只要政策允许,我们就把曹杨中学交给你。” 2000年10月,上海市政府出台了第43号文件,在原则上同意了中学改制。在拿到这份文件的当天,应树德就与普陀区政府取得了联系。11月31日,他的教育投资公司与普陀区教育局就曹杨中学转制办学正式签下了合作协议。应树德的教育投资公司出资一亿多元,对曹杨中学实施易地新建,使曹杨中学成为了一所吸纳民间投资为主的、多元投资的现代化寄宿制高级中学。实施易地新建后,曹杨中学原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了充分扩大,标准班级数由原来的24个扩大到了60个。此外,转制办学后,更加富有活力的办学机制、管理机制也给曹杨中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民营教育资本投入区重点中学的闸门就此开了。像很多“做了再说”的温州故事一样,这一次又是一个温州企业家的创举率先拱破了长期封冻的坚冰。
三条原则和三五计划 就曹杨中学转制事宜,在与普陀区有关部门的谈判中,应树德曾经提交了一份包含17个问题的谈判书。这17个问题的核心是三大原则:一、 民间资本(即应树德的公司)必须成为控股方;二、曹杨中学原来的教师编制、地位不能变;三、要保持退休教师的福利、待遇。 这三条原则是应树德绝对不肯放弃的,用他的话来讲,这是要争取民办教育的“国民待遇”。在三大原则中,“控股方”是对产权的保障,教师的编制和退休教师的问题则是要给学校老师吃下“定心丸”,稳定住原有的师资力量,这也正是应树德此举成功与否的关键。由此也可以显示应树德虽然急于做大产业,却也不是盲目快上,对风险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具体到办学思路,他把未来规划成“三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实行以产养教。因为教育投资周期长收益慢,五年之内没法赚钱,应树德计划在此期间自己投入三到四亿元,再把这段时间里其他产业可能赚到的两个亿投入下去,实现五年办五所学校,除了中学还要办综合性大学,建成总生源15000人左右,固定资产五到七亿元的教育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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