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早就感觉到了这种反抗，然而徒然地与它抗争着。甚至连科学界与国家权力机关相互联手，强迫通过了一项旨在反对江湖郎中和自然治疗者行医的法律，也依然无济于事：最底层的宗教运动绝不能因为法律的条款而被完全扼杀掉。今天，仍和中世纪一样，无数非科班出身、也就是被国家视为非法的卫生员在背着法律继续行医，在自然治疗法、宗教治疗和科学疗法之间不断地爆发小规模战争。但是学院科学中真正危险的敌人，不是产生自农舍和茨冈人的野营地，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阵营中；就像法兰西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都不是从民众中间选择自己的领袖人物一样，真正动摇贵族统治的是站起来反对他们的贵族们。所以，在一场反对学院医学越来越专业化的伟大造反中，永远是那些不受制他人的个别医生成了举足轻重的代言人，反对丧失灵魂、为医疗奇迹揭开面纱的始作俑者，就是帕拉塞尔苏斯。他以农民的粗鲁作为武器反对所谓的“医生”们，指责他们徒有毫无想象力的书本知识，只是像拆卸人造钟表一样地去拆卸人的微观世界，然后再把它重新拼拢而已。他以傲慢与这种科学教条主义的权威作斗争，这种科学失去了与“产生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这种崇高的魔法之间的任何联系，既不会预料也不会注意到自然的力量，也不会感觉到这种涓涓细流，它是从世界灵魂出发，也是从个人灵魂出发的。而不论他自己的处方在今天看来有多么不可靠，他的精神影响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仍在继续蔓延，随后在19世纪初那个所谓的“浪漫”医学中被中断了。“浪漫”医学是哲学诗歌运动中的一个流派，旨在重新致力于灵与肉更高层次的统一。他们无条件地信仰自然泛神论，胸有成竹地辩护说，自然本身就是最聪明的治疗者，人充其量也就是个辅助者罢了。正如无须由化学家告诉我们，血液受到任何一种毒素感染之后就会产生抗毒素一样，自我保护、自我改造的机体大多可以完全独自对付自己的疾病。所以，所有人类医学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固执己见地跨越自然的进程，而只能是增强患病期间人的内心每时每刻存在的健康意志。不过，人在心理上、精神上或者以宗教方式引起的冲动，很有可能和使用粗笨的器械和化学方法时同样强烈；事实上，真正的成功总是仅仅来自内心而绝非来自外界。自然本身就是“内心医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因此它要比只从外界症状中触摸的专家更了解疾病——浪漫医学第一次重新将疾病、机体和治疗问题视为整体。19世纪出现的一系列体系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机体自我反抗疾病的最初理念了。梅斯默尔把磁疗学说建立在人类“健康意志”的基础上，基督教科学派的创立则基于对自我认识这一创造性的信仰力量。有些治疗大师们运用的是自然界的内在力量，其他的治疗大师们运用的是自然界的外在力量：顺势疗法的医生们使用未经掺和的材料，克奈普和其他自然疗法的导师们使用水、太阳、光等获得新生了的元素；然而所有的人均异口同声地放弃使用任何化学药物，放弃了任何器械，也因此放弃了新时代科学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所有这些自然疗法、奇迹疗法以及“精神疗法 ”反对经院式局部病理学，它们共同的对立面可以用筒略的一段话来表述。科学医学视病人和他的疾病为“客体”，差不多轻蔑地将绝对“被动性”的角色分派给病人；除了顺从地，甚至心不在焉地听从医生的安排，自己尽可能地被排斥在治疗之外，他什么也不必问，什么也不必说，什么也不必做。这里的关键词是“治疗”。因为在科学医学中，当病人作为客体 “被治疗”的时候，心灵治疗法首先要求病人对自己进行心灵上的“治疗 ”，要求他作为主体，作为治疗的载体和主要完成者，最大限度地发挥抵抗疾病的“主动性”。在呼吁患者振作自己的精神、团结自己的所有意志并以其本质整体对付疾病整体的同时，出现了所有心理疗法中惟一真正的药物，而且大师们的救助行动大多限于言语本身，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要是谁知道，这种语言、这种创造性的语言创造了多大的奇迹，颤动的嘴唇魔术般地抵达虚无之中，它建造了并且同样摧毁了许许多多的世界，那么他就不会惊讶，为何和在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在治疗术中仅仅通过言语同样会无数次地发生真正的奇迹，为何仅仅通过安慰和眼神，通过这些人与人之间发送的信号，有时那些完全毁坏了的器官仅仅依靠精神的力量就可以重获健康了。这些疗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然而它们既不是奇迹也不是惟一，它们只是依稀反映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尚属神秘的法则，或许在未来的时代里，这种灵与肉之间存在更高关系的法则才能被我们研究得更加透彻；只要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否认以纯精神方式进行治疗的可能性，并且对纯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给予某种羞羞答答的敬畏，那么这已经是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