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健康是正常的，疾病是不正常的。身体将健康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来接受，正如一个人的肺之于空气，眼睛之于光明一样。健康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成长。然而疾病呢，它像个外来者突然闯入，无意间冲向受到惊吓的灵魂中，由此便引发了许多许多的问题。既然这个可怕的敌人来自异地，那么是谁派它来的呢？它是留下，还是走开？是否可以驱走它、恳求它抑或控制它？疾病以其残酷的利爪，迫使人的内心产生截然相反的感觉：恐惧、信仰、希望、气馁、诅咒、屈从和绝望。它教病人去问，去思考，去祷告；它教病人抬起畏怯的目光望向虚无，创造出一个能摆脱恐惧的人来。正是疾病为人类创造了宗教观念和上帝的思想。
    因为健康是人的天性，所以它不解释自己，也不愿被解释。可受到折磨的任何一个人，每次都期望从自己的痛苦中寻找到某种意义。疾病毫无意义地侵袭到人类的头上，身体无辜地、漫无目的地在顷刻间发热，直至痛得心如刀割——对于这种疾病是毫无意义的可怕的想法，人类未曾追根究底地去思考过，单单是这种想法本身就足以摧毁世界的道德秩序。在他们看来，疾病无论如何是受到某个人的派遣，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把疾病带来了，而人类认为他把疾病带到凡人身上肯定事出有因。一定是有人在生那个人的气，对他发怒，对他厌恶。一定是有人想惩罚他，因为他犯下了某种罪责、某种亵渎，因为触犯了某个戒条。而这个人只能是那个主宰一切的人，那个从天空中扔下闪电的人，那个将严寒酷暑撒下大地、让星星闪耀和隐匿的人，他，这个拥有任何权力的人，这个万能的人就是上帝。因此从人类一开始，疾病这种事便与宗教观念难舍难分。
    上帝带来了疾病，惟有上帝才能重新把它带走：这一思想始终是任何医学的出发点。原始时代的人们仍然毫无意识地受尽伤残的折磨，那么无助、可怜、孤独和虛弱。他们别无他法，惟有用自己的心灵向施以魔法的上帝呐喊，以摆脱病痛的困扰。原始人只知道将呼喊、祷告和牺牲作为药物。人们无法抗拒他，这个超人，这个黑暗中的不可战胜者：人们不得不低三下四，祈求他的原谅，恳请他、乞求他祛除凡人身上的伤痛。可是如何去抓住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儿呢？如何跟他诉说呢？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如何向他表示忏悔、谦卑、许愿和牺牲，这些信号他又如何能理解呢？在人类早期，可怜、未开化且又愚钝的心灵并不懂得这些东西。上帝不会现形于无知者面前，不会俯身关注他低下的劳作，上帝对他不屑一顾，也不会倾听他的呼声。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个无所适从的凡夫俗子开始寻找另外一个人作为和上帝交流的中间人，这个中间人要有智慧、有经验，为了调解那些黑暗势力，平息它们的怒火，他必须精通咒语和魔法。在原始文化时期，这个中间人就是祭司。
    在人类的史前时代，围绕着健康的斗争不是和单一疾病的斗争，而是一场争取上帝的斗争。世界上的任何医学均起源于神学、礼拜、礼仪、魔法以及面对上帝考验时人的内心出现的对立情绪。不是从技术上提供帮助，而是运用宗教行为去对付肉体的病痛。人们不是在治疗疾病，而是在寻找上帝；不是在医治病痛的现象本身，而是希冀通过祷告、赎罪来摆脱它，通过许愿、祭品和典礼使上帝放弃它。因为它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来的，也惟有以超自然的方式才能被驱走。于是，出现了与现象整体相对的观念整体。世上只有健康和疾病之分，健康和疾病也只有一种起因和一种治疗方法，那就是上帝。而在上帝和疾病之间也仅有一个中间人，他就是祭司，他同时也是灵魂和肉体的守护者。世界还没有被四分五裂，还没有被一分为二，信仰和知识在神圣的庙宇里建立了惟一的主管机构，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礼拜、咒语和祷告，从病痛中拯救出来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擅长神秘星象的人、梦的观察家和占卜者、驱除妖魔鬼怪的大师、祭司们并非将医术视为实践科学，而仅仅视为神秘物。因为医术是无法学会的，而且医术也只能授予神职人员，所以它就在那些人中间世代相传；尽管从经验中获得了许多医学知识，祭司们却从来不给予哪怕只是客观的忠告。他们总是将治疗的事视为奇迹，因而也要求拥有神圣的场地、高尚的心灵和上帝的同在。惟有在灵与肉的清洁和净化之后，病人才可以接收到治疗的咒语：那些朝圣者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旅途来到埃比达鲁斯神庙之后，必须在祷告中度过第一个夜晚，他们必须净身，每人宰杀一头牲畜祭品，睡在院子里被供奉的公羊的毛皮上，将夜里做的梦告知祭司以占卜。如此折腾一番之后，祭司才给病人举行庄重的仪式，然后对他们进行医学上的治疗。但是，心灵虔诚地亲近上帝始终是一切治疗的先决条件；希望发生治疗奇迹的人，自己必须做好奇迹发生的准备。医学学说从产生的最初就与神学教义紧密相连，医学和神学从一开始就是灵与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