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店的“小三十二开硬精装”系列，最近又出了几本书人闲话式的集子：沈昌文《最后的晚餐》、《书商的旧梦》，傅月庵《生涯一蠹鱼》。

　　沈昌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为国人奉上了一席席丰美的盛宴，至今思之，犹感神旺。“编而退则写”的这两本新书，忆述其接触的文化名人，记录其拿手的“以食会友”，也杂谈经历的事件、书籍与歌曲等，让我们得窥一些出版界的内幕秘辛，一些前贤名士的趣事佚闻。

　　但二书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也许为人忽略的方面，是沈昌文对编辑工作的点滴记写、感慨、思考(以及转述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忝为一个业余写作者，读这种名编的夫子自道，感到是很有意思的“交流”。这当中大量涉及到老《读书》之定位、文章风格等话题。关于《读书》的新一轮风波才刚消停不久，我就不摘录陈翰伯、吕叔湘等以及沈昌文自己早就提出过的好见解来“借古讽今”了，有心人自可看看，或可生“太阳底下无新事”之慨。这里只谈其中一件纯技术性的小事：阿拉伯数字与汉字之争。二十年来，大陆官方规定“出版物中的数字在绝大多数场合都必须用阿拉伯数字”，“学界对此怨声载道。”但沈昌文从一开始就在陈原的宽容下“悍然决定：《读书》不实行这办法”。而不用阿拉伯数字的代价，是不能评上某些奖项，于是沈昌文“一下狠心：《读书》杂志索性不参加任何评奖。后来，更发展为：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不参加评奖”，也不管没有奖项可能关乎“单位处境乃至个人升迁”。

　　这确实够“悍然”，对汉字够义气。相应地，我留意到“晚餐”一书插附的名家手迹中，有一份吕叔湘交给《读书》的文章手稿，里面原本偶有阿拉伯数字，都被用笔改为汉字。这修改，应该是《读书》编辑坚决执行沈昌文的意见；而作为插图，则无意中呼应了“旧梦”一书中那篇令人肃然起敬的《阿拉伯数码之灾》。

　　但编辑修改作者文章，也应谨慎为之。迫于时势的没办法——如沈昌文经手出版的《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在八十年代反响极大，他本人一直引以为荣，只是几本书中一些段落内容当时被他“把关”删减掉，令他至今痛心惭愧，忏悔罪孽——除却这类政治因素的删改，更常见的文字改动，便是编者与作者间一个不大不小的永恒话题了。沈昌文转引张爱玲的《编辑之痒》一文，谈到文章字句被编辑改错了：“尽责的编者看着眼生就觉得不妥，也许礼貌地归于笔误，迳予改正。在我却是偶有佳句，得而复失，就像心口戳了一刀。”张爱玲的感受，该是很多作者的共同体验。沈昌文的意见是：编辑确要尽责，但应当承认编辑总的来说不及作者，要“自愧不如”一些，不应不打招呼就乱改。可是，“编辑之自满，也许大陆这里又胜于世界别处”，沈昌文的谦卑姿态并不能成为“行规”。写这篇《自愧不如》后几年，他又写了篇《一个错字》，讲的是他的《阁楼人语》一书，有处说毛泽东的名言是“不刊之论”，结果被出版社编辑“看着眼生”，改成意思完全相反的“不堪之论”印出来，马上引起别人关注。读到这里，我不禁坏笑兼苦笑：这样的编辑老行尊自己出书都吃到这种苦头了，真是一个好玩的讽刺。

　　以上两个细节问题，也是我所在意的。我发表文章、特别是出书时，曾专门就数字尽量使用汉字与编辑“互动”过，至于字词被编辑乱改而引致“心口戳刀”与苦笑，也不时发生(所幸真正改得好的编辑亦遇过不少)。读了沈昌文这两本书，感到即使不论他在三联书店和《读书》惠泽深远的业绩，光是拒绝阿拉伯数字的勇气，对待作者文章的谦卑，都是值得致敬和怀念的。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能把握哪些当为哪些不当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编辑家。当然，这也是普适意义上的做人的高标准了，以是沈昌文更为难得。

　　沈昌文的“晚餐”、“旧梦”主要内容是“人”，见出作者这个人以及笔下一群人，由人而及书；来自台湾的傅月庵的“蠹鱼”，则主要是谈书，由书而及人。傅月庵也是编辑，但更是书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工作，就因为“整天看书又有钱拿”。读读写写，乐在其中的“生涯一蠹鱼”，结集了这册关于中西文学、古今文人的读书随笔——有点儿近于叶灵凤《读书随笔》的风格，只是在古典雅致与西洋风味中，显得鲜活与浅近些。内容以张潮《幽梦影》之“读诸集宜春”、“读史宜夏”、“读诸子宜秋”、“读经宜冬”来分四季之辑，也让我欣赏；虽然各辑的文章并不严谨对应(就像他的读写往往随性散漫)，但有那么一点意思一份情味，也就好了。

　　书中有不少可赏可喜的典故与见解，摘抄一段，以见一斑：

　　他谈美国女作家Lynne　Schwartz的《读书毁了我》，指出这书名译得不好，原文不是“毁我一生”那么严重，“大概更接近中文‘葬送’一词。明的如龚自珍所谓‘美人经卷葬年华’，隐的如陆游诗云‘万卷诗书消永日’，庶几近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