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上已经是这样，更棘手的还有写作方式上的刻意避俗。作者曾在《海上花列传》例言中不无自负地表示，自己所用的写作技巧包括：合传体、参互成文，穿插法、藏闪法，力求达到无雷同、无矛盾、无挂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艺术效果。

    合传体与参互成文还算比较常见，《史记》诸篇列传中即已用到，但相对明朗易见，到了韩邦庆这里则开始进一步穿插、藏闪，使得互相有关联的人物在各个章节中若隐若现，如弗如在，其结果就是令整部小说显得相当地反高潮。比如书中一个商人因破产而避走他乡，在别的作者写来也许可以铺陈为一桩金融风暴的大事件，在韩邦庆手里却可能仅仅安排另一个嫖客在某间书寓中闲闲提上一句而已。甚至有时候，当他觉得读者可以自行了解到某个人物的发展脉络与结果，便索性连提都不提，以免多加赘述反而会让读者在作者眼中显得无能。这种打破读者惯常阅读期待的叙述手法，倒很有点像从80年代流行起来的作者电影，以突破寻常叙事线索为显著风格。清末的韩邦庆即已能有此创作自觉，实属非凡。

    本来《海上花》或还可有一息尚存，可惜除了上述重重困难外，它还是一部用吴语（苏白）写就的小说，于是更加被素来以北方方言为主流的文化圈一棒打死。

    于是在全国人民眼里，倒霉的《海上花》就像是一条混沌的黄浦江，论生趣比不上一条清澈的小河，论色彩不及六朝脂粉的秦淮河浓丽，简直比幺二堂子还要“不二不三”。所以九溪十八涧游人如织，秦淮河里依旧桨声灯影，却不见得有人天天站在那里看暗潮涌动的黄浦江。

    张爱玲二译《海上花》

    作为这样一部倡优小说的非主流作品，《海上花列传》能够断续流传百年而不至湮灭，恐怕得感谢张爱玲家的厨子。若不是他给当时还年幼的张爱玲逐章诵读，张恐怕不会在成名后还念念不忘这部小说，不会在五十岁的时候还出手注译国语版，更不会倾费心力再译成英语版，并以自己的声名带动诸多学人对于《海上花》的关注和研究。

    张爱玲喜好章回小说，对《红楼梦》和《海上花》用情尤深。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里，她曾隐晦地表示自己的不快——“《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并在晚年一掷十年五详《红楼梦》，仿佛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事实上，她注译《海上花》的价值可能要更高于五详红楼，张爱玲之于《海上花》，几乎等同脂砚斋之于《红楼梦》，国译《海上花》和英译《海上花》的出现，灭绝了《海上花》仅由于方言问题而被打入冷宫的命运，更为海内外研究者直接阅读文本提供了可能。

    与波澜不惊的国译本相比，英译本的失而复得要有惊无险得多，并且最遗憾的是，张爱玲恐怕至死都以为英译本的手稿是遗失在数次搬家的辗转之中。幸好该译稿终于被加大图书馆的浦丽琳女士觅获其打印稿，已于2005年交托加大出版社出版成书，我辈总算得见真容。

    陈永健三挈《海上花》

    如今，又有了香港学者陈永健的这本《三挈海上花》，细述《海上花》与张爱玲的渊源。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文字功底相当好，有几分原著“平淡而近自然”的况味，并且所幸流畅通俗，并无隐藏躲闪之法，实在为我辈之福。论述的东西并不算深入到学术领域，更没有到红学研究已经细化分类到植物学动物学的地步，索性就当大白话来阅读，反而可以看到从前看书时不曾发现的趣事，有温故知新之效；倘若之前未读过原著的呢，那更好，先把主要人物关系过一遍，日后读起原著来更显顺畅。

    陈先生也是一个张迷，据他自谦：这本书亦是对张爱玲作一个回响式的礼赞。其实这本《三挈海上花》前后也已经写了有十年，在《海上花》研究几乎空白的现在，具有发微阐精的作用。

    书末还附录有韩邦庆的志怪奇书《太仙漫稿》十二篇，与《聊斋志异》相类，主旨却大异其趣，读者可自行从中揣摩韩子云的旨趣，也可参考陈永健先生附录于后的《〈太仙漫稿〉平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