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却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对文艺工作领导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职务，降为一家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那时，大炼钢铁、放卫星之风弥漫整个中国。夏征农在人民公社也搞了一个炼钢炉，却没有炼出一点钢来。事实使他感到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于是，他向省委报告：“不要再要求每天放什么卫星了，所有的卫星都是假的。”有人说他：“你受了这样大的处分，还像没事一样好提意见，万一再被批怎么办？”他说：“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党性的具体表现。对我的处分，我相信历史会替我做出公正结论的。” 

　　1962年，重新被启用后的夏征农，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5年，江青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幕式上发言：“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青听到后，大为不高兴。此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华东局要宣传部三天汇报一次对此文的反映。夏征农很反感，觉得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太过分了。而且，既然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怎么可以代表党中央呢？于是，他把“球”踢了出去，说道：“这事宣传部管不了，应该由办公厅来管。”翌年2月，他在审看《华东通讯》一篇文章时，把引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的一段话删去了。这下又触犯了江青。1966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发言大批夏征农如何反对京剧革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1966年6月，夏征农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 

　　一系列磨难，没有磨去他对党的忠诚，他的革命意志。有一天，几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碰在一起。这个说：“下岗了。”那个说：“退出历史舞台了。”语气中难免有点消极情绪。夏征农听后，不高兴地说：“都是老革命了，下什么岗？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下岗的。”了解他的老伴方尼说：“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能经受得住战场上炮火的锻炼和蹲敌人监狱的生死考验，还要能够经受得住革命队伍内部长时期被委屈的磨练。他在这两方面全部经历过，也经受住了。” 

　　2002年11月，夏征农以99岁高龄，出席党的十六大代表大会。他吟诗一首献给十六大：“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六入”，指的是他曾经6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他说：“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鲁迅全集》珍藏了一个多甲子 

　　2005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收到一份珍贵的文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捐赠者就是夏征农。1927年他在复旦时，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这一年，应陈望道先生之邀，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为他的作品提意见等等。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先生每次都有答复。为之，夏征农心中很感动。 

　　上世纪30年代，活跃的上海文坛，有着夏征农的身影。那时，他是左联成员。他的主要小说《禾场上》、《十一个长夫》、《春天的故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刊物上。他还参与筹办和编辑了《春光》、《读书生活》、《新认识》等杂志。当时影响很大的柳湜的《街头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夏征农主编的《文学问答集》，都是他们在主持《申报》“读书问答栏”时的产物。 

　　1934年，夏征农担任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编辑。这一时期，他与鲁迅先生的通信多了起来。因为，先生是《太白》的主笔，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先生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与名言》、《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等名篇，都是发表在《太白》上的。《太白》这个刊名，也是鲁迅先生和陈望道先生一起商定的。 

　　1935年8月21日傍晚，陈望道先生请鲁迅先生吃饭，夏征农有幸作陪。这是夏征农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显得有些拘束。而先生非常健谈，两个多小时几乎没有停顿。他对什么都有兴趣，总是带着笑。夏征农感觉，先生本人比他的文章更为可亲。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见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逝世后，夏征农约请几位相知的朋友，编辑出版了《鲁迅研究》一书。这是鲁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文集，在当时影响很大。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更名为《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