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这个词，在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里，出现的频率不算高，但地位显要。第一章名为“处女”，第二章的标题多了三个字：不再是处女。两章的交界处，哈代将苔丝的失贞置于月光下、树林中，让“枯叶堆上穿着白色细布衫的形体”发出“轻微、均匀的呼吸声”，顺手再添一笔，熟睡的美女睫毛上便“挂上了泪水”。在这一段重场戏里，作者既要交待关键情节，又不忍让“玷污”的过程沾染上一丝污浊之气。他的笔在犹疑中叹息，却也微妙地传达出某种隐秘的兴奋。在哈代的年代，入流的小说仍然以各种方式避开色情的嫌疑，古典式的性感，委实需要现代人大幅度降低阈值以后，才能些微体悟。没有一本现代色情小说，会像《苔丝》那样，将女人被诱奸的初夜，先描绘成一场美丽而哀婉的仪式，再接上三大段问天问地问命运的哲学思考。后者一层层加深了“仪式”的隆重感，暗暗将处女与非处女之间的鸿沟反复强化——欲言又止间，读者一面为苔丝的命运扼腕，一面却也充分领略了染指处子的荣耀与快感。

　　写到第五章，苔丝终于为“不再是处女”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新婚之夜，名叫“天使”(安琪儿)的新郎，坦白了自己曾在伦敦与陌生女子放荡四十八小时的劣迹，也瓦解了苔丝的警惕。于是她“把事情讲完了，没有申辩，也没有哭。”再以后，她周围的一切物体的外表都开始变化，“壁炉的围栏无所事事地咧嘴而笑，水瓶反射出来的光只关心颜色问题”；至于那位没长翅膀的天使，嘴上宣告：“我一直爱着的，是你这个模样的另外一个女人”，心里念叨的则是勃朗宁的诗句：“只差一点点，便有了天壤之别。”

　　这具有“天壤之别”的“一点点”，到了阿瑟·高顿那本已经足足畅销了十多年的《艺伎回忆录》里，有了颇为精确的度量。艺伎的“水扬”(初夜)都得先拿到拍卖场上竞价，而买主与此后包养艺伎的“旦那”(恩主)一般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水扬”是被单独抽离出来的项目，具有直接兑换成货币的价值。而艺伎最终的归宿是否圆满(即收藏她的“旦那”是否足以令其衣食无忧)，又与“水扬”落槌时定下的价码休戚相关。在小说中，小百合的“水扬价”，创下了京都艺伎圈的新高。一掷千金的买主，是个收藏“水扬”成癖的医生。他以近乎科学实验的方法取下“水扬”的样本，装入玻璃瓶，然后心满意足地贴上“小百合”的标签，放进一只“独立式陈列箱”——在那只箱子里，这样的贴着标签的小瓶子，有四五十个。

　　在这场“实验”中，小百合目击着、配合着医生在炫耀藏品、收集样本时逐渐达到高潮，心里不断提醒自己，医生为这个优先权付了多少钱。她同样不会忘记，为了将自己的“水扬”价值最大化，她跟着师傅豆叶经受了怎样艰辛的色艺培训，怎样假借治伤为名激起医生的收藏癖，怎样利用另一个男人的爱慕造成拉锯式的抬价，又是怎样千钧一发地逃过了男爵对她的性幻想——惟有逃过，才能保全白璧无瑕，才能不因为“只差一点点”就前功尽弃。

　　就好比一件名瓷，须得找到足以佐证其官窑身份的标记，方才可以价值连城；千百年来，收藏女性的竞技场上，男人们也在努力寻找这样的标记，并且，以各种方式将这个标记本来趋近于零的使用价值无限夸大。惟其如此，藏品与藏品之间、收藏者与收藏者之间的高下之分，才能多出一个漂亮的参数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惟有如小百合这般生存能力强的女人，方才能将计就计地杀出一条血路。她用“水扬”换来的钱还清了艺馆的债务，并且攒下了大笔富余；向医生践约的当天，她躺在地板上，告诉自己，“无家可归的鳗鱼(指阳物)在他的领地上作了标志”。这些段落里寻不见苔丝式的绝望；我看到的，是一个看透了游戏规则的女人，嘴角上徐徐扬起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