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所以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其中选译的诗篇数量较多，比重较大。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据她的调查研究，《情人的礼物》和《渡》这两个英译本，主要选自《宗教颂歌》、《鸿鹄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和《刹那集》，凡此都是属于中期的创作，所以我从这两个英译本中也酌量选译了一些。泰戈尔在《流萤集》的卷首说：“《流萤集》来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人们常常要求我亲笔把我的思想写在扇子和绢素上。”他是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到达日本的，逗留了三个月，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他还举了一首青蛙跳进古池塘的俳句为例。他的这些小诗显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些诗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倒有所偏爱，所以也选译了一些。《鸿鹄集》是根据泰戈尔的学生奥罗宾多·博斯的英译本转译的，选的诗篇比较多一些，一是因为他是从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不像泰戈尔自己翻译时那样自由地进行再创作，有所浓缩或删节。《采果集》、《情人的礼物》、《渡》中好些诗篇都是选自《鸿鹄集》的，我都没有采择，如果觉得哪几首有必要选译的话，就从博斯的英译本转译，让读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尔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歌是什么模样的。例如《情人的礼物》第一首是写泰姬陵的，较短，也简化了，现在选译的是《鸿鹄集》的第七首，长了好几倍，接近结尾的十多行朦胧晦涩之至。二是从思想内容上考虑的。据博斯说，泰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了《鸿鹄集》中大部分诗篇。泰戈尔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写《鸿鹄集》时在我内心激发起来的感情仍旧活在我的心里。它们像鸿鹄翱翔似的涌来，像鸿鹄似的从诗人的心灵飞向未知的世界，怀着一种难以表达的、迫不及待的、不平静的感情。……它们的翅膀不仅扰乱了子夜的寂静，而且在我的心里唤醒了无限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意义……因此我把这卷诗集命名为《鸿鹄集》……也许有一个看不见的内在链环把诗篇联系在一起。……我内心里明确起来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关于战争的思想。……通过战争，传来一种呼唤，叫我去参加一个四海之内兄弟友谊的节日……我感到人性已经到达了十字路口——在我们的后面躺着过去，黑夜正在临近尽头，而穿过死亡和苦恼，一个新世纪的红色黎明正在破晓。因此，由于一种并不明显的缘故，我的心灵十分激动!”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他逐渐向当年高举“超越战争”的旗帜，宣传兄弟友爱之谊和国际主义的罗曼·罗兰一边靠拢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感情在我内心里的初次发育成长，我已表达在《鸿鹄集》里。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沿着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进的，在这种感情的冲动下，虽然当时我并没认识到，这些诗篇便产生了。这些诗篇像许多旗帜，标志着我要旅行的途径。当时不过是一种感情，在诗里的表达也是不明确的，今天可成了一种坚定的认识，我带着这种认识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泰戈尔自己的话替我阐明了从《鸿鹄集》中多选几篇的缘故，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品味这些诗篇。
    一般的说法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调子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感。季羡林先生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早期和中期以前者为多，晚期以后者为多。诗人去世以后，他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了一本共收一百三十首诗的《诗集》，编选的意图，看来是侧重于反映泰戈尔“金刚怒目”、慷慨陈词那一面。编者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按四个时期，分为四辑，即(一)1—57首(1886—1914年)；(二)58—87首(1916—1927年)；(三)88—112 首(1928—1939年)；(四)113—130首(1940—1941年)。那个分期，显然和一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具体记录如上，一则供研究者参考，二则至少可以据此推算哪些诗是大致在哪些年月里写作的。从这本《诗集》看来，“光风霁月”和“金刚怒目”这两个因素，存在于泰戈尔任何时期的诗歌创作里，不过是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某一因素占主导地位罢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的《诗集》里采择了不少政治抒情诗，着重于选译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篇，以补充从《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选译之不足。《诗集》的(二)、(三)、(四)辑，基本上都是泰戈尔晚期的诗歌，因而选译的比重大一些，以显示泰戈尔晚年政治抒情诗的特色。顺便说一句，泰戈尔“光风霁月”式的抒情诗固然有些比较晦涩难懂，但“金刚怒目”式的诗，有些也并不好懂，晦涩之处实在参不透的，我就没有敢选译，尽管人们经常论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是基本上都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