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俄国，沙皇的统治更加严酷，更加黑暗，人民遭受的压迫，人性受到的压抑，遭到的摧残更加深重。人的优点、才能、力量无法在可怕的现实条件下得到发挥和施展，要改变这个社会更是缺乏方向和力量。因而，即使是最有志向、最为坚强、最具才能的青年都不能不在和社会的斗争中白白耗尽自己的力量。
    彼乔林生来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富有使命感，意志坚定，才能出众，他渴求行动，渴求斗争，想做出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彼乔林肯定做过许多尝试，但是他的任何尝试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社会肯定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剩下来的时日做些什么好呢?人活着总要做些什么的，尤其对一个不肯安于现状的人更是如此。于是彼乔林这一代人渐渐沦落，他们玩世不恭，以玩弄别人的感情，造成别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为人生的目的，也就是成了一种在社会上多余的人。彼乔林回顾他一生的全部往事，他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在世界上有什么目的?但具体的目标无法找到，他只好自叹自艾：“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负有崇高的使命，因为我感觉到心灵里充满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这使命是什么；我沉溺于空虚而卑劣的情欲，我在这情欲的熔炉中锻炼得像铁一样冷酷和坚硬，却永远丧失了追求高尚目标的热情，丧失了人生最灿烂的年华。从那个时候起，我多少次扮演过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无冤无仇，毫无怜悯之心，落到注定要牺牲的人的头上……”现实使他变成失去方向、精神空虚、凶恶怨恨、对人失去信心的人，这不仅是彼乔林对自己的鉴定，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专制制度的无情鞭挞，因为归根结底，这样一代青年人之所以无所作为、空虚无聊、玩世不恭，都是沙皇的黑暗统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们在读了这“多余的人”的故事之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种制造“多余人”的社会条件。历史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前进着。
    而作为《当代英雄》主人公的彼乔林也好，作者莱蒙托夫本身也好，确实没有就此甘于沉沦，放弃斗争。彼乔林离开基斯洛沃茨克，来到N要塞，他回首往事，问自己为什么不走上命运为他开辟的那条安逸欢乐的道路时，他的回答是：“不!我是不可能安于这种命运的!我就像一个生长在海盗船上的水手，心灵已经习惯于同风暴搏斗，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一旦被抛到岸上，尽管有浓荫蔽日的树林在诱引，和煦的阳光在抚慰，却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他会整天在海边的沙滩上踯躅，倾听拍岸波浪的单调絮语，举目眺望烟波浩淼的远方：看看在隔开蓝色大海和灰色云层的白色水平线上是不是闪现一片期待已久的白帆……”毫无疑问，他向往的仍是那艘习惯于同风暴搏斗的“海盗船”!而作者莱蒙托夫呢，他也像他的前辈普希金那样，总是高高地昂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继续他以文学为武器的探索与斗争，继《当代英雄》之后又写出那充忧患和叛逆精神的《童僧》和《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