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继普希金之后，俄国保守势力又杀害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当时他还未满二十七岁，已是公认的普希金继承者，俄罗斯第二位大诗人。
    莱蒙托夫的创作时期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反动统治。他成立了专门镇压进步活动的第三厅，颁布了书刊检查条例。进步贵族遭到打击，一切自由思想的表现、抗议沙皇暴政的举动都遭到镇压。整个俄罗斯成了一座监狱，到处是死刑、流放、苦役和设好圈套的杀害。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俄国革命就像一团埋藏在地底下的烈火在那里重新生成、酝酿、积聚，新的革命力量在人民内部逐渐生长，虽然它还没有显露出来，但那不满，忧愤，试图反叛、对抗的情绪却始终是存在着的。莱蒙托夫的创作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父亲尤里·莱蒙托夫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曾在军中服务，后以上尉军衔退职，定居在图拉省克罗波托夫卡村。母亲玛丽亚出身名门斯托雷平家族，但在莱蒙托夫未满三岁时便已病故。莱蒙托夫由外祖母伊丽莎白抚养，童年在外祖母的庄园奔萨省塔尔哈内村度过。他从小亲眼目睹农奴的贫困生活，接触到俄罗斯民歌、民间舞蹈、民间传说，听到不少有关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故事，这对他未来的创作都大有裨益。
    一八二七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一八二八年进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就读，同年开始诗歌创作。一八三〇年莱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当时莫斯科大学足全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别林斯基、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奥加辽夫等都曾在这里学习。进步学生组成各种小组，热烈地研究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这种气氛对莱蒙托夫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他写了长诗《卡勒》、《伊斯梅尔-贝》和《乞丐》、《天使》、《帆》等抒情诗，其中《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高尔基后来指出，在莱蒙托夫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歌里几乎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对)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对)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
    一八三二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到了彼得堡，考入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后莱蒙托夫在骑兵士官学校毕业，被派到彼得堡近郊皇村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
    一八三六年莱蒙托夫在彼得堡开始写作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小说暴露了贵族社会的腐朽与专横，对上流社会外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小说第一次出现彼乔林的形象，他和《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一样，是个近卫军军官、贵族社交界的代表。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对在那特定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多余人”身上的缺点的自我揭露和批判，因而《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中的彼乔林成了未来《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的草图，后者正是前者的发展，并且最终构成了一个更加完整丰满的形象。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普希金在和法国流亡分子丹特士的决斗中受了重伤，两天后与世长辞。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俄国。一向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精神上的主宰的莱蒙托夫立即拍案而起，写了悲愤交加的《诗人之死》，向沙皇及其帮凶——维护俄国专制制度的反动集团发出愤怒的声讨。《诗人之死》立即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这首诗代表了一切善良正直人士的心声，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莱蒙托夫的诗名也随着这首诗的传播而誉满文坛。可是这首诗也给莱蒙托夫带来了厄运，它引起宫廷的震怒，莱蒙托夫终于被流放到高加索，到尼日哥罗德龙骑兵团服役。
    以《诗人之死》为标志，莱蒙托夫的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进步人士中被看作普希金的继承人，从而受到热烈的欢迎。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一八四〇年五月莱蒙托夫将这几篇小说同未曾发表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梅丽公爵小姐》合在一起发表，这便是著名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它是莱蒙托夫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
    《当代英雄》的作者并不是想描写一个我国读者一般概念中的英雄人物，它在本书中应理解为一种“代表人物”，某一时期的“中心人物”或“众所瞩目的人物”，时代的一种典型。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明明白白地指出了这一点。莱蒙托夫说：……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幅肖像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身上发展到极点的恶习构成的”，作者“不过是想描绘一下他所理解的当代人，以此自娱，只是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作者明确地指出，他所写的是“整整一代人”，这种人“太多了” ，因而书中的丰人公是一种典型，这种人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普遍的时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