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对正义战争的肯定，实际上与仁爱济世的思想是相抵触的。换言之，雨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仁爱济世的观点。雨果赞美斗争，同他自身的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完全合拍，他思想上的升华是实际斗争的结果。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他笔下的昂若拉是罗伯斯比尔的信徒，“ABC 之友社”的核心人物。他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是为了未来必须付出的可怕代价。一次革命是一笔通行税。……兄弟们，在这儿牺牲的人，是死在未来的光辉里，我们要进入一座充满曙光的坟墓”。即通过斗争改变黑暗的社会，争取未来的太平盛世，这是充满民主激情的话语。他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雨果有可能根据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之一的圣鞠斯特来塑造他。马伯夫是个八旬老翁，平时侍弄花草，生活清贫，但起义爆发后，便赶到街垒，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地竖起，壮烈地牺牲了。加弗罗什是个巴黎的流浪儿(泰纳迪埃把他遗弃了)，虽然生活无着，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如今又是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即将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青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在起义的参加者中，还应该提到马里于斯。雨果笔下的人物很少表现出思想的曲折变化，而马里于斯是个例外。他原先受到外祖父吉尔诺曼的影响，是个保王派。他父亲蓬梅西是拿破仑手下的战将，在滑铁卢战役中立了战功，受封为男爵。吉尔诺曼敌视他，不让他与马里于斯见面，否则要剥夺马里于斯的继承权。蓬梅西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只得忍气吞声，只能趁儿子上教堂之际，偷偷去看儿子。他死时给儿子留下遗嘱。马里于斯受到震动，暗地里查阅书报，了解到父亲的英勇事迹，终于改变了立场，与外祖父决裂，离家出走，接触到“ABC之友社”的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心底里还残留着旧观念：他对于自己的姓氏上加上一个“德”字表示贵族身份，还是相当看重的；他得知匪首泰纳迪埃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泰纳迪埃入狱后，他每星期哪怕借钱，也要送给这个恶棍五法郎。后来他又赠给泰纳迪埃一大笔钱，帮他逃往美洲。他参加街垒战起初是因为失恋，想一死了之，但经过街垒战的洗礼，马里于斯最终成为共和主义者。他的变化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思想转变历程。雨果并不讳言，这个人物有着他自身的影子。雨果青年时代由保王派转向共和派，从母系观点转向父系观点，与马里于斯相似。甚至马里于斯和柯赛特的爱情也有雨果和朱丽叶的爱情投影：柯赛特的教育近似朱丽叶所受的教育，柯赛特和马里于斯的婚礼在一八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举行，这一夜雨果就是在朱丽叶家度过良宵的。由于马里于斯的形象糅合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因此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写得层次分明，细致含蓄，较有深度。雨果把他放到起义中接受洗礼，表明他对共和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悲惨世界》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