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柯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她无亲无故，干的粗活不是孩子所能胜任的，更不用说挨打受骂，缺吃少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柯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雨果并没有杜撰柯赛特的故事，他举出社会中确实存在这类五岁童工的事例。勾画出童年的柯赛特的可怜形象，《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苦人，代表了这个悲渗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的小说试图唤起人们思索，起来铲除愚昧和困苦。早在一八四八年，他在议会就曾大声宣称：“诸位，我不属于那些认为可以消灭世间痛苦的人之列；痛苦是一个神圣的法则；但是，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
    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由于法律和习俗造成的。他尤其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权力，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和信任，而认为偷盗、谋杀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他认为官吏不会搞错，法官从不犯错误，而犯过罪的人不可救药，从此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不承认有例外。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那样，四处搜索，不达目的不甘罢休。不要说让·瓦尔让，就是“他父亲越狱，他会逮捕归案，他母亲违反放逐令，他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做得过分，就变得近乎恶劣了”。沙威没有想到，他对让·瓦尔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社会的恶。小说开卷，雨果便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埃尔主教。他把自己宽敞的主教府让出来做医院，救治穷人。他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尔中的一万四千利弗尔捐助给慈善教育事业，至于车马费和巡视津贴则全部捐出，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像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的仁爱居然达到这样的地步：一天，他为了不肯踏死一只蚂蚁，竟扭伤了筋骨。让·瓦尔让忘恩负义地偷走了他的银器，他不但不斥责让·瓦尔让，反而以心爱的银烛台相赠，说道：“让·瓦尔让，我的兄弟，您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我赎买的是您的灵魂；我消除了肮脏的思想和沉沦的意愿，把您的灵魂给了天主。”从此，让·瓦尔让醒悟了。小说描写让·瓦尔让赎罪的一个又一个行动：拯救芳汀，保护和扶养柯赛特，为地方做善事，救济穷人，感化沙威，终于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在这些行动中，最突出的是感化沙威。在雨果笔下，沙威并不是恶的化身，他还有善的一面，他虽然凶狠却很正直，而且刻苦、克己、节欲、纯朴，有高贵品质。只因他以为自己的信条是绝对正确的，决不能放过罪犯，他才那样死盯住让·瓦尔让。可是让·瓦尔让并不记恨他，相反，当起义者抓住了沙威，将沙威交给让·瓦尔让处死时，让·瓦尔让却放走了他。沙威的信仰至此破灭了，精神防线也随之崩溃，终于投塞纳河自尽。雨果以此描写仁爱精神的胜利。沙威之所以能转变，是因为身上有善的因素，经过点化，终于醒悟过来。而小说中作为恶的代表的泰纳迪埃，从他在滑铁卢战场上盗尸开始，继而虐待柯赛特，把柯赛特当作摇钱树，破产后他流窜到巴黎，以行骗、盗窃为生，与城狐社鼠结成一伙，企图敲诈让·瓦尔让，被马里于斯告发，警方将他逮捕，他潜逃后又企图勒索马里于斯，从头至尾他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向善之心，让 ·瓦尔让的高尚行为也丝毫触动不了他，仁爱精神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雨果似乎意识到仁爱精神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次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街垒是“英雄主义的聚会地”，他通过人物之口说：“只要人类没有进入大同世界，战争就可能是必要的，至少抓紧时机的未来反对拖延滞后的往昔那种战争是必要的。…… 惟有用来扼杀权利、进步、理性、文明、真理的时候，战争才变得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