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冷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在流浪中，他接触到很多因劳累过度弄垮了身体而被资本家一脚踢开的工人，明白等待着他自己的也将是这种命运。一八九四年六月，他在尼亚加拉瀑布城以“流浪罪”被捕，被判处三十天苦役。他在感化院内亲眼看到种种非人待遇，他明白自己正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只能听任资产阶级宰割。原来单靠一身铜筋铁骨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锻炼自己的头脑，成为脑力方面的“强者”，才能摆脱悲惨的下场。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早在他八岁的那年，伦敦一家住在牧场上，他就发现了“一生真正的爱好”：读书。老师给他的第一本书是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布拉》，但他大量接触的却是当时流行的廉价的浪漫小说和冒险故事。下一年，定居在奥克兰，他开始上公共图书馆，一本本地借阅，看得几乎废寝忘食。即使在做“蚝贼”、在东北亚捕海豹期间，他也时常把自己反锁在船长室或乘别人在水手舱内酣睡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吉卜林、麦尔维尔、左拉、福楼拜、托尔斯泰等的小说。出狱回加利福尼亚州后，一方面进中学接受正规教育，一方面把听到流浪工人提起过的《共产党宣言》借到手。革命导师的一言一语深深地打进他的心里，使他豁然开朗。他认识到，光是提高自己一个人来解决个人问题是不够的，社会上还有千千万万的被压迫的工人兄弟呢。他投身奥克兰的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参加讨论会，上街头、公园公开宣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发现社会党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就主动参加工会运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成为火般热情的工人鼓动家。
    他同时以惊人的毅力发奋学习，边打杂工边念中学，进预科学校拚命补习，一八九六年秋就考进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因父亲病重，念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但他博览群书，诸如哲学、经济学、人类学、生物学、进化论等等方面的专著，无所不读。他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著作中发现了达尔文主义。对于把“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生物界规律应用到人类社会而形成的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体系，他也衷心接受。他原来已自以为是体力和脑力两方面的强者，这时更在这种“白人优越论”中找到了理论基础。这样，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和歌颂英雄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就同时并存在他的思想深处。一直到死，他永远在两者之间摇摆、徘徊，始终没有解决这世界观中的基本矛盾。因此，等他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他的各个时期的创作中也反映出这两个方面：为强者压迫下的弱者请命，另一方面，美化、歌颂强者。
    早在一八九三年，伦敦还在黄麻厂苦干时，《旧金山呼声》公开征文，他母亲劝他去应征。他花了三个晚上写成的记叙文《日本海岸外的台风》荣获头奖二十五元。第二篇海洋故事没被采用，他就中断了写作。一八九五年在奥克兰中学时，先后在学生文艺杂志《保卫》上发表了十篇小说和论文，其中有他第一篇社会主义论文《乐观主义、悲观主义与爱国主义》。他在文中谴责资本主义剥夺人民大众受教育的机会，号召爱国人士行动起来。
    但伦敦真正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是他到阿拉斯加去“淘金”回来后的事。一八九六年，克朗戴克河流域发现金矿，引起了美国史上第二次“淘金热”。第二年中，在姐姐伊丽莎的支援下，杰克搭船前去，结果没有弄到黄金，却得了败血病，只得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回到加利福尼亚。幸而他在北方期间把所见所闻仔细地记录了下来，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回奥克兰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一方面写作，一方面参加邮局招工的考试。尽管生活条件极度艰苦，得负担寡母及弟妹的生活，他还是不停地写作，一次次地向报章杂志投稿，结果是一次次地被退回来，直到《黑猫》杂志出他四十块钱要他一个短篇小说，他受到了鼓舞，所以尽管此后依旧连连接到退稿单，他还是坚持下去，甚至一八九九年初邮局来通知他已录取，准备给他六十五元一月，他也回绝了。因为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决心把写作当作终身职业。
    当世界进入二十世纪的前夕，波士顿的有影响的文艺杂志《大西洋月刊》接受了他的北方故事《北方的奥德赛》，他这才走上了成功的坦途。在接下来的短短三年中，他接连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及第一部长篇小说《雪地的女儿》，直到一九〇三年，《野性的召唤》的出版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但在这创作的最初阶段中，他世界观的矛盾就流露出来了。他通过《雪地的女儿》的女主人公之口，宣扬“白人优越论”：白人始终能战胜印第安人；还用别的人物来附和她的观点。在冰天雪地的“白色寂静世界”中，伦敦看到淘金者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摆脱了“文明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卑劣心理，甘苦与共，并在当地的印第安人身上看到了白人所没有的善良品质，但是展现在他眼前的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搏斗，却好像更加证明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也起着作用，因此有时不由得讴歌“强者”，为白种人唱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