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施宏俊奉命奔赴北京，组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的分支机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极具人文特色的出版机构。在施宏俊的带领下，该公司的制度、流程、人力资源、公司文化、图书产品结构等方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建设和优化。目前，公司在收回前期投入的基础上，已进入稳定的回报期。除了一些高端的人文读物，世纪文景表现最突出的当属畅销书。从2003年开始，世纪文景成了一些权威图书排行榜上的常客。
　　
畅销书并非偶然
　　谈起畅销书的秘密，施宏俊说这和他们对书的追求和定位有关。是做一个能够引领阅读潮流的先锋开拓者，还是跟在别人后面望风而动？显然，施宏俊选择了前者。
　　“我希望我们做的书是这个领域、这个细分市场的第一本，好比《达·芬奇密码》。在《达·芬奇密码》出来之前，国内还没有‘历史悬疑’这样一个概念，更甭说这样一个细分市场了。我们是第一个提出来的。这本书后来能够畅销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又有一定的必然性。不是运气就能够解决问题，这跟我们的选题策划、市场判断不无关系。”
　　在施宏俊看来，在这个几乎被人翻遍的图书市场上，其实还是有很多领域可以开拓的。施宏俊说他比较喜欢做一些感觉好玩的、独一无二的尝试。施宏俊认为，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作为一个书商必须具备国际视野，而不应只局限于国内。好比《追风筝的人》和《我的名字叫红》这两本书，就是因为他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主流社会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以前所谓的“他者文化”，或是说边缘文化。“整个世界的融合越来越多，表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冲突。因为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各种文明的冲突就凸现出来，并受到广泛关注。阿富汗、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例子。从大众阅读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细分市场。” 施宏俊说，“当然，做这些书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文学性，有阅读价值，《追风筝的人》和《我的名字叫红》便是极好的文本。”
　　“当然，做这样的书会承担一定风险。因为很多书在未得到市场肯定之前只是存在一种可能性。未来需要什么没有人知道。你只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看什么，过去大家在看什么。但你如果了解了这些，其实也就够了，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调研，你便会产生一些自己的想法与判断。” 施宏俊如此阐述他对市场风险的看法。
　　施宏俊认为，做图书不仅仅是发现作家、作品或者读者的兴趣，有时候是要创造阅读。“不创造就永远没有可能性。创造一些可能的阅读领域，然后把它变成现实。这是我们的追求。”
　　
“文景之治”
    目前，世纪文景拥有员工40多人，除了北京的办公机构，在上海还有2个部门。施宏俊说他每个月都要回一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设立专门的分支机构对于开拓北方市场、建设和维护北京地区的媒体关系以及运营都十分必要。”施宏俊说。
　　对于这样一个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运营的出版机构，施宏俊说建立它的初衷，就是因为出版社多年形成的机构、机制和流程是很难改造的，而新的出版机构可以在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上做一些新的突破。
　　现在的世纪文景正着力打造三条产品线。一是人文读物和大学读物，包括社科图书、大学参考书等高端读物；二是文学类读物，在这方面，世纪文景已经出了不少畅销书，除了引进的，还有一些本土的，如前不久推出的《双面胶》，市场反应就非常不错；三是非虚构类大众读物。
　　施宏俊说：“人文类图书是蓄水池，是公司长期利润和生存的支柱。文学类畅销书是未来几年或现在几年中短期的利润来源。在非虚构类的大众读物上，我们会做一些尝试，开拓一些新的阅读领域，引导一些潮流。”目前，世纪文景每年推出的新书大约是200种左右。
　　施宏俊说他的理想是，把文景打造成一家“具有鲜明的人文特色、企业与产品形象新锐、发展势头强劲的主流商业图书出版机构”。

    采访手记

　　初见施宏俊，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儒雅、平和。儒雅的外表掩盖了他作为一名成功书商的精明与谋略，平和的言谈蒙蔽了他在事业上的飞扬和得意。
    施宏俊说他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乏味，看书是他最大的爱好，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至少有2小时。这些书一些是出于他的工作需要，还有一些纯粹是个人喜好。施宏俊现在看得比较多的是管理类的书，因为他正在北大读EMBA。

    人物档案

    施宏俊，1968年11月出生于江苏，199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历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经济哲学编辑室编辑、副主任、主任、总编助理。2002年4月出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11月起兼任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