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这些响当当的图书不断巩固着施宏俊在畅销书市场“后起之秀”的地位。

　　“施宏俊是近些年图书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不，他是骑在黑马上的一员战将，只见他手执一杆银枪，在千军万马丛中左冲右突。‘嗖，嗖，嗖’，便是几枚首级跌入囊中，马上幻化成叮当作响的现金……”这是我在去采访施宏俊的路上草拟的一个开头，现在看来，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完全错误。施宏俊不是战将，不是赵子龙；施宏俊只是书生。
　　说施宏俊是书生有两个意思，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以书为生”。这首先从他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并不是十分宽敞的办公室里站着两个巨大的书柜，沿着屋子的对角线贴墙耸立，把施宏俊和他的办公桌逼仄到中间，给人一种“前追后堵、左右夹击”的感觉。当然，身置其间的施宏俊可能早已习惯了，或许他正陶醉于这种四处弥漫的书香呢。

为他人做“嫁衣裳”
　　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施宏俊，早年曾与人合著过两本书：《世界人生哲学金库》与《期货交易实用技术分析》。前者如果说是他的专业使然，后者多少有些出乎意外。但你若知道他曾做了4年的经济学理论编辑，那也不足为怪了。施宏俊自称，工作以后，因为接触到了国内外最前沿的思想与中国最一流的经济学者，越来越不敢提及自己的著述，更不敢轻易下笔写书了。
　　现在的施宏俊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为别人出书上。从1994年开始，施宏俊参与编辑和策划了一系列重点图书，像“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丛书、“社会与文化”丛书、“西方思想家文集”等。其中，《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的产权分析》、《逻格斯与空间》、《涂尔干文集》（6卷）等图书曾获得“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读物”特等奖等奖项。施宏俊本人也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被提名为“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奖”，并于2005年荣获“第二届上海出版新人奖”。
　　“施宏俊”这三个字备受关注还是最近两年的事。2004年，一本叫《达·芬奇密码》的书先是在欧美市场一枝独秀，然后又迅速在中国大陆蹿红，这本大卖特卖、异常风靡的书让业界同行又佩服又嫉妒，而第一个把这本书引进中国的便是施宏俊。2006年上半年的《追风筝的人》，则进一步巩固了施宏俊在畅销书市场的“后起之秀”地位。就连最近的一本书——《我的名字叫红》，也因为作者奥尔罕·帕慕克后来折桂诺贝尔文学奖，又被同行及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他的先见之明。
　
从校对员到总经理
    1994年，刚刚踏出校门的施宏俊，最初从事的是一份在很多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职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实习校对员。8个月后，施宏俊才开始正式的图书编辑生涯。施宏俊说，他当时其实还有很多选择的，比如说出国、读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与书打交道。结果在图书这个行业一呆就是12年。在这12年里，施宏俊从来没考虑要换工作，施宏俊把他的这份对工作及单位的执著归结为“自己太懒了”。
　　刚开始做图书编辑的时候，施宏俊做的是纯粹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书，这对一个哲学系研究生来说，与其所学多少有些出入。但施宏俊并不觉得有什么冲突。在施宏俊看来，不见得做出版的就必须是编辑出版专业出身。本科加硕士的7年教育，给了施宏俊在学业及工作上非常强的延展性，因此，尽管他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略有偏颇，但仍得心应手。
　　施宏俊在经济学编辑的岗位上做了4年，后升至上海人民出版社经济哲学编辑室主任的职务。在这4年里，施宏俊接触到了很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及一流的经济学思想，这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更是一种学识与能力的提升。大约就是在这段时间，施宏俊坚定了他在图书行业奋勇向前的信念。“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自然不自然地就会继续走下去。这么多年来，你所受的训练和熏陶，都是这个行业的，所获得的东西，也只有在这个行业才派得上用场，换到另外一个行业，学习曲线又得从零开始，成本太高了。”施宏俊谦虚地说。
　　多年的编辑生涯为施宏俊以后走向领导岗位积淀了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市场洞察力。施宏俊说：“出版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80%的出版社领导都是编辑出身，或都是所谓的‘文本领导’。出版是一个内容产业，相对来说，管理比较次要。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对内容的过分重视，而弱化了管理，这是有缺陷的。管理一个单位跟做一本书不一样，有一种整体运行的概念在里面。做编辑只是做一个产品或是产品线，但管理一个企业就不是这么回事，包括企业的一些远景规划、发展战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