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也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了。当时，先是于1919～1920年间，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开设“中国史学概论”课程，讲授“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等内容。六七年后，率先举起“新史学”旗帜的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学研究法补编》中，又明确提出了“史学史”的学科，将之视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中的一个分支，声称：“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具体，梁氏则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基本内容，包括“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等四个方面。可以看出，这里，无论是率先将中国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讲堂的朱希祖，还是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梁启超，其所谓的“中国史学”，显然都已脱离了传统“经史子集”知识体系，于不自觉中，转入了西方现代的学科话语，按照西方现代的学科模式，将传统的中国史学置入到新的、相互界限分明的学科容器之中。自此以后直至今日，这种西方现代学科思维威权，几乎就一直笼罩着人们对于传统史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后，撰述中国史学史者，似乎很少反思这种脱离传统学术语境，孤立探讨史学问题的合理性，反思这种学科思维之履，是否符合中国传统史学之足。于是，我们体会到了蒙文通氏的另一种中国史学史写法的学术价值和魅力。

    蒙文通氏的《中国史学史》，是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执教于国内各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一课的讲义，其中基本部分撰述于1938年任教成都国立四川大学，后又陆续有些补写内容。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撰述，按照书后附蒙氏《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文说，是他寓居北平之时，反复沉潜思考史学之“归宿”后所为。按照蒙文通氏的自白，其撰述《中国史学史》，实是要“迹其途辙”，发覆“历代诸观史之哲识，论史之裁断，著史之体制，纂史之义例”，寻绎传统史学之所以作之深意宏旨。蒙氏《中国史学史》的撰述，既然采此宗旨，其“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蒙氏《中国史学史》，也就不再一如大多叙述中国史学史的著述，獭祭历代史家、史著及修史制度，讨论历史的编纂问题的模式，而是将传统史学回置到其所发生的学术语境，在传统学术发生之“场”中，寻绎史学的运动，以求对传统史学的“通识”。

    关于蒙文通氏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方法，蒙默先生概括有三则：“一则曰以治诸子之法治史，二则曰必通观乃能看清历史脉络，三则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由于采用这种方法观测的中国的史学，其发展的盛衰流变脉络，也就不再是孤悬一线于时空间，茕茕孑立，而是与当时的经、子、文、玄等传统学术潮流，相互勾连条贯的有机运动。例如该书叙“南渡女婺史学源流与三派”一节称：“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故足以抗衡朱氏。而一发枢机，系于吕氏。以北宋学脉应有其流，而南宋应有其源也。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盖女婺之学，萃洛。蜀、新学三家于一途，吕氏尚性理，则本于程者为多；唐氏尚经制，则本于王者为多；陈氏先事功，则本于苏者为多。既合三为一，复别一而为三，衡学术流别，斯又未可置而不论也。明时俗学，类书一派，多本之陈君举，故《四库类目》于吕、唐典制之作，悉收入类书；而策论一派，导源苏氏；言纲目义例一派，源于洛闽”云云。其史学流变脉络，全是从学术发展的整体出，显然，这样展现出的史学史面貌，绝非那些仅就西方现代学科的眼光，单纯就史学谈史学的著作所能企及的。

    蒙文通氏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讨，之所以能打通经史子集诸部，以学术史的眼光，述史学的流派源流，而归旨于史家作史义法的研讨，实与他所承袭的蜀学治学特点有关。现在讨论史学学术的人，往往分南北二大派别而论，其中南派以南高师为重镇，北派则以北大为核心，形成不同的史学风格，相形之下，却很少注意僻居西南的蜀学，在近世学术演进中的地位。其实，蜀地自清季湘贤王壬父闿运进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之后，便一扫晦涩，先后出现了廖平、戴光、胡从简等著名经师大家。王壬父的学术，章太炎认为是“其说经虽简，而亦兼采古今”，“于惠、戴二派外，独树一帜”。而这种学风，对于蜀学学风的形成，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蒙文通氏是廖平的高弟，其学径是由经学而入史学，因此也形成了他打通经史的学术气象。此外，蒙氏亦与刘咸火斤鉴泉先生最友善、最相契，曾相与创建过“敬业学院”，又同教授于成都大学。刘氏一代才俊，尝自述治学的旨趣是：“初得实斋法读史，继乃推于子，又以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又说自己学术的“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实斋，首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其识之广大圆通，皆从浙东学术而来”。这些，虽是刘氏的夫子自道，但是也同样符合蒙文通的学术，更决定了蒙氏思考中国史学史重视学术内在理路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