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光从英雄沦落为酒鬼，是有历史原因的，在那种皇权制下，首先他父亲玩物丧志，在国家和父亲都丧失尊严时，作为儿子的德光相继娶了三个不同民族的妻子，每个妻子生下一个儿子，但他怎能保护自己的妻子，为妻子们和儿子的命运负责？所以，女人们承担了一次次的不幸，儿子们在丧失父亲的历史条件下，像寄生虫一样受活，最后三个儿子在父亲面前自相残杀，而父亲没有能力制止这场残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男权意识高涨的时代里，傅查新昌把许多现代性的个人情绪，通过德光这个人物，很明显地批判了一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现实（像今日新新人类对哈日、哈韩的奇异热情）。这一点在德光的身上就可以发现。其实，德光的愚蠢并不因为受了英国人的蒙骗，而在于他对个人主义的膜拜，在年轻冲动的外衣脱下后，他无法看清现实中的生存道路，这一点从他预言中国语言将成为英语系国家的时候便开始了。这与现代新新人类的哈韩、哈日简直如出一辙。相比于素花的圣洁，相对于母性的崇高，以操纵德光的男权意识是卑微委琐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加明白内中的含义，作者甚至在书中还辅以这样的佐证：英国外交官冯尼格特问德光：“你家有古代文物吗？不管哪朝哪代都行，一般人我还不介绍给他的”。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句话：“一般人我还不介绍他的”。强盗以诱惑的名义大肆施展他们的贪婪和卑劣，用掠夺的口吻，告诉受害者他们是仁慈的朋友。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的国家有多少的民族财富被他们偷走。面对这些，那些哈日、哈韩的人们是不是心里该有了些感想呢？我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史密斯看着德光想了一下，仿佛突然走进了沸腾的战场似的说：'可是常有人认不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这句话的寓意，不仅是对当时战况的阐述，对下文的史密斯对阿古柏诌言献媚，更是对现实生活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处的隐喻。基本的人性在这本书里有了最大的研究空间。即便是我不喜欢书中的性描写，也是因为这基本的人性关系而显得活色生香，那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欲，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贪婪与自私！

    在《秦尼巴克》中，还有一条隐晦的线索，那就是两只黑狐狸。乍看一来，好像狐狸只是一种迷信的文化符号，而狐狸从布哈大渠的龙口处出场，便有了英雄家族落幕的预兆，它隐隐地导演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这两只邪恶的狐狸，表证并导引了全文。而永康的枪声，则似乎是对历史的终结，家族的梦想在这里终于可以完结。接下来是德光的妻子们，以及他的三个儿子传承了边疆的苦难。然而，傅查新昌试图通过永康来树立新一代父亲形象，他把永康作为一种精神传承，一种人格精神，一种道德力量，一种人性符号，并从永康的童年起，就在素花和安娜两个母性的关爱中，体味男人的使命与责任，直到李静死于大地震。然而，边疆地区的世事沧桑，莫名其妙的战争，使一心去寻找父亲的永康，无法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无法让别人认同，这预先说明他即使找到了父亲，也毫无意义可言。

    新芳是新中国母亲们的高度浓缩，她被永康和安娜收养，历经饥饿、苦难、批斗、诱奸、集体主义的狂热、生下私生子，并到八十年代一切苦难过后，当用永康一生的苦难抚养成人的新芳，头也不回的拉着永清的小手，拎着皮箱跟着那个河南骗子走了的时候，他的世界只剩下一个孤独老人对女儿的思念，无知而又浮燥的年代，送给我又一腔欲碎的泪水。窗外的父亲张着干瘪的嘴巴，拄着拐棍的神情，老眼昏花地遥望着远方，在我脑海里紧紧萦绕。我这是明白了傅查新昌在《前言》中所说的话：“……中国花园给你以什么样的生命魅力？这生命魅力究竟有怎样的限度？”

    合上厚重的《秦尼巴克》后，我细细想了想，这本书真的很惨忍，为什么总是不时地揪着我的心呢？我不断的思忖，当年幼的安班问父亲，为什么乌鸦总跟着西迁的锡伯队伍的时候，当年轻的安班将约诺斯基活捉的时候，当年迈的安班为自己最后一个儿子图克善送行的时候，当复仇的狐狸不断闯入迟暮的安班家族的时候，那块御赐英雄家族牌匾，到底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还是开篇呢？不过，在书的后半部，作者的那一句“几代边疆人付出了血泪的代价，既未能保卫住他们的第二故乡，又未能使他们重返遥远的第一故乡。”，是作者对移民情结最彻底的表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