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贝尔把他的眼光放在了近代，特别是18、19世纪。在近代数学诞生前漫长岁月中，贝尔仅介绍三个数学家，他们是芝诺、欧多克斯和阿基米德，并称赞他们是“古代躯体中的现代头脑”。接着这幕大戏从法国的笛卡尔开始了，因为他创立的解析几何的确是“人类在精密科学的进步史上所曾迈出的最伟大的一步。”能与笛卡尔共享荣耀的两位法国同胞是费马和帕斯卡，但他们三人在贝尔的笔下表露出来的更多是另外一面：笛卡尔是一个绅士和军人，身边常有不三不四的小厮和花枝招展的女人，最后却成了一位年轻女王虚荣心的牺牲品；费马是一个安守本分的律师，但丢番图的《算术》 是他业余生活中的《圣经》；而帕斯卡则是具有某种神秘气质的哲人，他更关注的问题是“人的伟大与不幸”。这就是贝尔所说的“作为人的数学家”。牛顿的登场是第一个高潮，光的分解、发现万有引力，特别是创立微积分这三项杰出成就，表现出牛顿在“智能上超过了全人类”。这也引起了后继者的“妒忌”，如被拿破仑称赞为“数学科学高耸的金字塔”的拉格朗日（—以他命名的中值定理，让学高数的人没少吃苦头），就曾叹道“我们必须承认，他也是最幸运的人：找到建立世界体系的机会只有一次。”当我在课堂上点破其“既生渝，何生亮”的心态，同学们总能露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染力自然要归功于贝尔书中的珍贵素材。贝尔还特别善于揭示数学大师之间的联系，如牛顿与莱布尼兹，是朋友又是敌手；如维尔斯特拉斯与柯瓦列夫斯卡娅，是大师与学生，但在情感上有些暧昧；以“不变量的孪生兄弟”引出了凯莱和西尔维斯特；在“算术二世”的标题下同时介绍库默尔与戴德金。此外，“顾左右而言他”的“春秋笔法”，使得贝尔在着力于某章主角的同时，兼顾描述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数学大家。所以在数学历史的天空中，有闪耀的巨星，有相伴的双子星座，也有凝聚的星团—那就是伯努利家族了。
　　可以说，数学的严谨、文学的灵性、历史学的深邃集中表现在贝尔对人物的刻划上。娓娓道来、夹叙夹议、诙谐中和着警示、幽默中透出理智，都表现出贝尔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大师，在文字中透出来的撼动读者心灵的穿透力。他颂扬罗巴切夫斯基为“几何学中的哥白尼”，使人感到数学中也需要革命的勇气；他描述26岁的阿贝尔用他的天才“给数学家留下了够他们忙上500年的东西”，而他却身无分文、贫病交加，昏迷中依然喊道“我要为我的生命而奋斗！”，怎不令人潸然泪下；他揶揄拉普拉斯“从农民到势利小人”，让读者真实地看到了：啊，数学家也是常人。更令人钦佩的是，即使是对牛顿这样科学巨匠，当他担任了造币大臣染上了“铜臭气”后，贝尔从《圣经》中引用一个典故，说“作为一个科学人物，而从皇家的餐桌上捡点儿残汤剩饭时，他就与在财主的筵席上舔乞丐的烂疮的饥饿的癞皮狗为伍了” 。这样的“秉笔直书”，对今天的“学官们”不是仍然具有深深的警示吗？当然，作为一篇“书评”这些话已经“出界”了。
　　一位学者说过“学问故事和学者故事，常常可以给读者超乎具体学术的浸润和启迪”（王则柯，中山大学教授）。可以说，E.T.贝尔的《数学大师》就是这一意义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