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先生,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杰出讲座教授、岭南大学荣誉院士,海外学界都尊称他刘公。
早在26年前,就从书本上认识了刘公。那时读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主其事者即为刘公,这可是嘉惠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工作。刘公的译序写得真好,于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中阐释了《小说史》的学术价值,文中把《小说史》与王瑶先生、丁易先生、刘绶松先生三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许地山的不同评价作了耐人寻味的比较,尤其深得我心。
后来对港台文学涉猎多了,才知道刘公在台港及海外文化界文名大大的,简直如雷贯耳。刘公中英文俱佳,在英文学界,他主持翻译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和《中国古典文学》(与John Miford合编)至今仍是美国多所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读教材。在翻译上,《1984》(奥威尔著)最早的中译本即出自刘公之手,他论述“自我翻译”(Self-Translation)的论文也曾产生广泛影响。在中文学界,刘公更是成就卓著,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独有会心,所谓“涕泪交零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他的发明;他用“二残”笔名创作的《二残游记》三卷,以小说体裁描写留美学生的经验和感受,嬉笑怒骂,亦庄亦谐,道尽海外学子的辛酸和欢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二残不是自传,也不是小说,只是一个吃时代尘埃的美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刘公的散文也写得好,从早期的《风簷展书读》到最新的《烟雨平生》,刘公已在海峡两岸三地出版了近20部散文集,可算著作等身了。刘公散文笔墨灿烂,见性见情,在当今香港文坛上与董桥、林行止、李欧梵、陶杰并列为“五大家”。
虽然早就拜读刘公的大著,与刘公“神交”已久,待到首次见面已是1996年了。那年中国现代研究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年会,已在香港岭南大学执掌中文系的刘公在许子东兄陪同下欣然到会,这大概是他首次参加内地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出于好意,安排他入住“总统套房”。我去拜访他,发现“总统套房”的写字台大得惊人,是我从来未曾见识过的。刘公坐在大写字台后的大皮椅上,苦笑着对我说,“我真是受宠若惊,但卫生间的白毛巾已经泛黄,实在不够‘总统套房’的水准”。第二天早餐,他大概从未喝过黄澄澄的小米粥,奇怪的问我,我忙向他解释,当年毛泽东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刘公一听乐了,一口气把一大碗小米粥喝完,连声说“小米加步枪”,有意思,有意思。
刘公是香港学界的“大牌”,但他从不摆架子,耍大牌脾气。对我这样其实不成器的后学,总是勖勉有加,尽力支持。我曾请他到敝校作学术演讲,他二话没说就来了,与他搭档的是许子东兄。那晚,华东师大图书馆大厅里坐得满满的,刘公学养深厚,再加妙语如珠,演讲会圆满成功。会后他高兴的说,还是大陆的大学生求知欲强,在香港不可能有二三百号人来听演讲,难得当一次“学术明星”,很过瘾。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由于我“学历”太低,一度当不上教授,刘公得知后为我打抱不平,多次主动邀请我到岭南大学攻读博士。他对有个性有特色的青年作家也爱护备至,曾撰文高度评价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小说,大陆女作家毛尖的散文,而今黄、毛等位早已文成名就,刘公的推介之功实不可没。
从《落难才女张爱玲》开始,刘公写了一系列见解独到、足资启迪的“张学”文字,但我想刘公在“张学”领域里最得意的一件事,应该是2000年11月在岭南大学成功地主办了“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继台北中国时报社之后,在海峡两岸三地举办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研究张爱玲的学术盛会,从为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定位的夏志清先生,到台湾最年轻的“张派”作家林俊颖,都兴致勃勃的与会,可谓老少咸集,群贤毕至。要知道夏先生已多年不出远门了,不顾高龄和劳累从纽约飞到香港,没有刘公的大面子,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次会上刘公创意多多,最吸引人的就是请“张派”作家登台现身说法,王安忆、苏童、须兰、蒋芸、朱天文、林俊颖等位,被刘公巧妙的安排在同一讲台上,对张爱玲其人其文各抒己见,甚至激烈争辩,煞是好听,也煞是好看。
刘公是性情中人。他喜爱洋酒,凡读过他的《借问酒仙何处有?》、《半仙,如半仙》两篇华章的,一定印象深刻。承他看得起我,我每次到港,他都要邀我到湾仔的“醉湖”酒家欢聚(遗憾的是,我今年再次到港,“醉湖”已关门大吉),每次他的高足也是我的好友吕宗力兄总会携一瓶上好的洋酒来。刘公细斟慢饮酒酣耳热之际,总要乘兴臧否古今人物,指点中外文事,我对洋酒一窍不通,自然只有恭听聆教的份儿。本来今年金秋十月上海将举行“张爱玲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刘公早已答允与会并作主题演讲,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会议因故取消。我原想在会上略尽地主之谊,陪刘公浮一大白,无奈只能俟之来日了。
苏东坡的《定风波》历来有名,郑文焯批曰:此词“以曲笔直写胸臆”,“足证是翁坦荡之怀”。刘公多年来,一直情迷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句,以至新著散文自选集以“烟雨平生”为题,也足证他的沧桑之感,坦荡之怀。香港学界文坛有刘公,实在是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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