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是中国农历的腊月二十五。根据传统年俗，中国人在这一天要在窗上和墙上张贴各式年画，以表达内心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的企盼之情。而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在张罗过年的同时，大家可还记得“年画”？中国传统年画多以反映当地人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为主要内容，鲜艳浓烈、节日气氛浓郁，画面情趣盎然，例如“胖娃娃”、“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等，数百年来几乎覆盖了从南方到北方所有的中国家庭。而眼下上海这座几乎无处寻觅年画踪影的都市，曾经也是它的繁荣之地——“小校场年画”、“月份牌年画”曾深深留在几代人的记忆中。有人认为，年画的消失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在这座城市中消失的背后又有什么值得寻味的？ 

年画——传统民俗的缩影    冯骥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一直以来致力于抢救中国民间文化，其中包括由他主持的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抢救工作。至今，中国木版年画普查工作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中国木版年画第一卷业已出版。昨日，冯骥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起年画不由流露出深厚的情感，他介绍，现在还没过年，但他的办公室就已处于年画的包围之中。1月22日，国家邮政局在全国发行了年画系列的最后一套邮票——《武强木版年画》特种邮票，冯骥才将这套邮票小型张装入精致的镜框，挂于墙正中，而在它的侧面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年画…… 

    年画带给冯骥才的乐趣，也许是生活在浮躁城市中的我们所无法体会的。作家铁凝也曾在文中写道：“每逢春节，最先给家乡带来欢乐气氛的便是武强年画。年画在这里铺天盖地，争奇斗艳，直至每一个村子里每一户有购买力的人家对年画的需求达到饱和为止。少了年画，这些黄土平原的年节，会变得多么难耐和凋零。”“中国木版年画与中国民俗有紧密的联系。”冯骥才说，“比如，大年三十，就要挂‘门神’，避免新年里邪恶进门；年三十晚上还要祭拜众天神，所以就要挂‘全神图’。而且不同的地方，各自有自己的神，挂的年画也不尽相同。” 

    冯骥才告诉记者，中国年画在民间主要是民俗的体现，但同时它还具有装饰性和欣赏性。“所谓‘装饰性’，比如人们将年画围着炕头一圈，那就称作‘炕围画’，而在窗户外贴的就是‘窗旁画’。由于年画的内容包括民间故事、古代传说、历史典故和生活情节，所以也具有较强的欣赏性。” 

上海——年画消失的脉络    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潍坊杨家埠年画、河北武强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各具特色，鼎盛一时。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四大产地的年画却日渐式微，濒临消亡。“其实早在民国初年，中国年画已经开始消失，而且它就是在上海消失的。”冯骥才说，“换句话说，上海清晰呈现了中国年画消失的历程痕迹。” 

    民国初年，苏州桃花坞年画进入上海市场，逐渐演变成“小校场年画”。“‘小校场年画’反映了租界生活，具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冯骥才说，“但是，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进入，也就改变了中国年画的命运。首先，是石版印刷的进入，它颜色丰富、造价低廉从而取代了木版年画；接着，是胶版印刷取代了石版印刷，于是出现了‘月份牌年画’，并由此在上海产生了许多年画画家，直至上世纪50年代，画家刘旦宅、程十发、任率英等都从事过年画创作。但是，总体而言，由于引入印刷技术，使得木版年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后来的那些年画就看不出那种中国木版年画所特有的味道了。”冯骥才指出，时代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中国年画消失的原因。“随着社会的改变，灶王爷没有了，祭拜神仙没有了，那些节日风俗也没有了，自然年画也失去了‘年’的意义；其次，如今大家家居装修都非常精致，而木版印刷的纸质并不好，以前大家都是用浆糊张贴的，现在是不可能这么做的；第三，经历了‘文革’之后，我们对于传统的情感、历史的情感和土地的情感中断了，而当一切恢复的时候，却又受到外来很大的冲击，这使我们对于传统产生了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