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辛亥革命后佐助袁世凯行帝制的刘师培，早先却“左”得出奇，他字申叔，取笔名叫“激烈派第一人”，意思是宇宙之大，唯他最“左”，最革命。他在1907年流亡日本时，曾设计过一个实行极端平均主义的社会方案，他设想不仅土地、生产资料、产品和财富等统统公有，而且“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但后来，这位最“激烈”的人却由“左”转向了右，竟然拥护起帝制来了。“激烈派第一人”，透过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笔名，不正可以看到刘师培复杂性格的另一面吗？ 

　　一些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总爱对作家的笔名寻根究底，其实并非每一个作家的笔名都有什么 微言大义 ，寄寓着什么深刻内涵。 

　　例如“巴金”的来历就很平常。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关于“巴金”这个笔名，他曾坦率地在文中写道：年轻时在法国，“我因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 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朋友（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金’。”于是，中国现代文坛就出现了“巴金”这个响亮的名字。 

　　巴金还有一个笔名叫“余一”，余一合写就是“金”。由“余一”又产生了余三、余五、余七等笔名，根据“巴金”的谐音又衍化出“比金”，这些笔名都是非常普通的。 

　　夏衍也署用过一些十分平常的笔名，但其来历却颇风趣。40年代初，夏衍在香港《华商报》任职，有一天，他偶然见到这样一副对联：“凤游云海，鱼跃江天”，以为写得不错。正巧他给《华商报》撰稿需要化用一些笔名，于是顺手牵羊，一下子产生了四个谐音笔名：冯由、浑海、余约、姜添。浑海有时也直接写为云海，余约又衍化出余伯约。当时的《华商报》副刊首篇署名文章几乎全是这些笔名。 

　　有一类笔名是作家寄寓乡情乡思的产物，如郭沫苦之“沫若”，但这还要转一个弯，读者才能明白。有些作家干脆就用故乡地名取作笔名。如陈望道系浙江义乌人，他有一个笔名叫“一个义乌人”。又如章太炎之“余杭先生”，蔡元培之“会稽山人”，巴人之“剡川野客”（巴人系浙江奉化人，奉化有剡溪）。 

　　五四时期，冰心首创用性别取作笔名，自称“冰心女士”。后起摹仿者层出不穷，著名的有黄英称“庐隐女士”，冯沅君称“淦女士”，谢冰莹称“冰莹女士”，石汝璧称“评梅女士”，张近芬称“C·F女士”。说来有趣，冰心还有一个笔名叫“男士”。 

　　大概是雅兴所致吧，有些男性作家就用“女士”作笔名，如赵景深取作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张若谷取“刘舞心女士”，端木蕻良也有一个女性笔名，叫“红良女史”。柳亚子在给《女子世界》写稿时曾署松陵女子潘小璜，周作人刊发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则署名为“萍云女士”、“碧罗女士”。 

　　周作人的笔名很多，他在《我的笔名》一文中说：因为鲁迅用“孤孟”为号，他就用“起孟”为号。1909年春夏之间，章太炎给他们写信，称为“豫哉启明兄”，于是周作人从此就以“启明”为名，并衍化出岂明、难明、开明、恺明等笔名。 

　　现代文坛还有不少用外文写的笔名，有的是作家名号译音的缩写，也有的别有含义。如鲁迅的R·S，茅盾的M·D，朱自清的P·S，郑振铎的C·T，陈独秀的C·C生，冯乃超的N·C等。有的笔名是外文的读音汉写，如郭沫若的笔名“爱牟”，系英语“I”（我）的读音，“麦克昂”是“maker”（作者）的读音。 

　　作家的笔名形形色色，不拘一格，有不少笔名是在文字结构或读音上做文章，独辟新径，耐人寻味。有的是依据原名谐音取作笔名，如徐茂荣（原名）—徐懋庸，严文锦—严文井，陈光美—陈荒煤，何其芳—和其放、何启放，叶鼎彝—丁易，吴组缃—吴祖湘、吴祖襄，童天鉴—田间，吴席儒—吴奚如。有的是将原名省略一字，如萧秉乾—萧乾，吴春晗—吴晗，孙怀谦—孙谦，何孝达—何达。 

　　有的将原名颠倒，然后谐音。如刘绶松，笔名宋漱流，即刘绶松之颠倒“松绶刘”的谐音。文淑阳是杨述的笔名，翻过去就是阳淑文（杨述之文）。 

　　也有的是用拆字法衍化出笔名，如曹禺原名万家宝，将姓氏“萬”拆为“草”（谐音为曹）与“禺”两部分，化出“曹禺”。安危原名王寄云，将“王”姓拆为两半，衍化出另一个笔名“于一”，又有“于恋一”。绀弩姓聶，有三个耳字，于是化出笔名耳耶（仍是三个耳）。由耳耶又谐音为二鸦。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二鸦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