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图书界的“韩流”总是比娱乐圈的来得慢半拍，但要来的终究还是要来。依托韩国影视音乐在全亚洲大放异彩，近几年韩国的各种文化种类全面攻占人心。而离现在最近的一波“韩流”除了韩剧《大长今》引发的热潮之外，就算是韩国著名作家崔仁浩的北京宣传之旅了。

　　从中秋节开始，前前后后一共 6天，这位在韩国号称“永远年轻的作家”在北京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与李敖在同一天游览故宫，接受大大小小十多家媒体的专访。虽然本来最重头的一项活动——与地产大鳄潘石屹对话“韩流”“汉风”的论坛因故取消，但作为受邀来中国做宣传的韩国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崔仁浩将“韩流”的涵义加深了一步。而对于整个业界或是他本人来说，这还只是个开始。

不满足于做畅销书作家　　崔仁浩的多部作品在韩国有突破百万的销量，这自然是作为一个作家引以为傲的原因之一，说明他的作品为广大的读者接受，而不仅仅是被一小部分人认可。崔仁浩甚至开玩笑地说，因为他的书很好卖，所以他有大量的财富，连儿子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讨好他。

　　但仔细追究崔仁浩几部最畅销著作的创作动因，市场需求却不是最大的因素。以《商道》来说，他当时觉得韩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人们太过重视发展经济，而忽略了在商业社会中大家应该遵守的商业道德甚至是人的基本道德，腐败和贫富差距越演越烈。这个问题不仅在韩国存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存在。于是，就有了被中国众多企业家——包括潘石屹在内——被奉为经营宝典的《商道》。崔仁浩在这部作品中将中韩商人贸易往来中斗智斗勇的情节写得精彩淋漓，但透过这些却揭示了道德在商业中的重要性：长远地看，商业上的制胜之道不是如何的钻营，而是以德服人。

　　《王道》表达了崔仁浩英雄主义的一种向往，《火鸟》是和所有年轻人一起探讨爱情的真谛。而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更是要通过韩国大儒李退溪的一生来宣扬“儒”的精神。崔仁浩相信，这些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道德和哲学思想其价值现在虽然被很多人忽略，但迟早还是会重新发扬光大。他愿意承担这样一种责任。

学英语却爱“汉风”　　其实这次来中国，崔仁浩根本无需花费多大气力就可以深切感受到“韩流”在这里的“肆虐”——其实他本人的到来也是“韩流”的表现之一。作为一个韩国人，他的骄傲自是无需言表。但每当面对与此有关的问题，他却总是基于礼貌把若干年前韩国也刮过一阵“汉风”搬出来。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中日韩三国就像住在一起的三个邻居，每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东西，香味都会迅速的传到另外两家。崔仁浩觉得无论是“韩流”或是“汉风”，其实根基都是一样的，并且未来会成为世界的主流。

　　虽然毕业于著名大学的英语系，崔仁浩却笑称他现在会说的英文只剩下“ I love you”了。而从小耳濡目染，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相当感兴趣，所以难怪很多看过《商道》的中国读者惊讶于一个韩国人竟然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比中国人还透彻。而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崔仁浩也几乎走遍，尤其是西安、洛阳这类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古都，他每次都可以从中发掘到不少创作的灵感。

　　除了到各地采风之外，崔仁浩对中国当代的文化也非常有兴趣。他特别喜欢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觉得看的时候被强烈地震撼。他通过这部电影第一次知道原来高梁也可以酿酒，而他看电影时也觉得能闻到美酒的香味。“很长时间以来，东方的电影都在模仿好莱坞，但这部电影脱离了好莱坞的模式，反而成功了。而且听说它所用的经费不多，所以我从那以后再听到谁说他没能拍出好电影是因为缺钱都会斥责为借口。”崔仁浩说。《红高粱》是他推荐给韩国电影界的后辈们必看的影片之一。

要带来更猛烈的“韩流”　　这次应长江文艺出版社之邀来为《火鸟》中译本做宣传，崔仁浩半开玩笑地说：“签售开始之前，我担心会不会一个读者都不来；后来看到来了将近 150位读者排着队等我签名，我又怀疑这是不是出版社安排的‘托儿’。但后来通过和读者交流，知道他们确实读过我的书，而且他们的表情也让我相信了这一点。”崔先生的话语中充满欣慰和感激。

　　而相比那些依托影视剧而走红中国市场的图书来说，这样的情况当然还不能让人特别地骄傲。崔仁浩说，《大长今》相比其他韩国影视作品来说带来了更加丰富的韩国文化——比如饮食和医药等等。但他希望中国的观众和读者能对韩国更深层次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推崇——比如文学和哲学等。

　　崔仁浩从 18岁进入韩国文坛，一直身处被人关注的最中央。年轻时也曾经遭人妒忌，但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他，生活安定富足，有好的夫人和幸福的家庭，他只想在有生之年让自己找到内心的“无人岛”——不被任何人找到，也不受任何打扰地创作，把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他觉得写作不是为了名利，过分迎合大众的口味只会让作家迷茫。他希望他能成为将大众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作家，下次再来中国签售的时候，希望排队的可以超过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