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之一，很难用一个恰当的称谓来界定他，威尔·杜兰（Will Durant）在其大部头的《文艺复兴》中为他留下一个专节，开首即说：“有一个人始终不易予以分类，他是外交家、历史学家、戏剧家、哲学家。”可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这种传统分类，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他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思考者，是燃烧着崇高理想的爱国者，是佛罗伦萨的伟大公民。

    佛罗伦萨是个内陆型城邦，没有出海口，可是它仍然极其富裕和繁荣，因为在13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控制了教皇银行业，继而差不多统治了整个欧洲的银行业。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以及突尼斯，到处都有人在向他们借钱，这些金融投资所得到的回报，被用来进行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人口暴涨，经济欣欣向荣。

    然而，钱并不能为这座城市带来安宁，不能给这个城邦带来幸福，因为它没有由自己的国民组成的军队，它的军事力量和那些统一了的君主国家相比太过孱弱。更何况在意大利半岛上，存在着罗马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公国等城邦之间的相互角力。这种分裂状态为外邦的入侵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里渴望统一的意大利，极力抨击雇佣军制度，钱并不能拯救佛罗伦萨的命运，他在《论李维》中说道：“佛罗伦萨人……用金钱买来的东西，却不知如何用刀剑加以捍卫，这些事让人不堪回首。”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对城邦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异常强调，是源于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十人委员会”中的任职经历，是源于造访欧洲各国以及意大利的各个城邦的切身体会，他深刻领会到弱国无外交。佛罗伦萨的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外国入侵的破坏性要比其他因素重得多。1344年，英格兰爱德华三世“赖账”，使得很多佛罗伦萨银行家破产；黑死病横扫整个城邦，人口减少了近一半；1378年，城邦发生起义，撼动了政治制度，但是这些灾难，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无论是天灾的还是人祸的，都没有使佛罗伦萨衰落下去，它依然挺了过来。

    如果不了解佛罗伦萨的历史，不了解马基雅维里的心情，也就无法理解他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所要表达的观点了。对他来说，一切能使佛罗伦萨免于侵略、使意大利统一的制度和办法，都是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些标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现实主义的和权术论的，这和传统的神学政治哲学与伦理政治哲学完全不同，因为从阿尔昆（Alcuin）到马西利乌斯（Marsigliofo Padua），都鼓吹统治者的行为应该符合伦理和基督教义的标准。

    从此，马基雅维里开创了一个研究政治独立运行规律的哲学。按照斯宾诺莎的评价，那是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古典学说最为敏锐、最有助益的修订。

    但是人们仍然对马基雅维里为什么在《君主论》中鼓吹君主制，教导君主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而在《论李维》中又鼓吹共和制，教导君主应该如何明智地放权感到不解。其实，这之间并不矛盾，一个是建立统一的国家所需要的，一个是维持稳定的国家所需要的；一个是应对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所需要的，一个是国家处于安全状态所需要的。归根结底，无论君主制或是共和制，必须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强大。

    他在《君主论》的末章末段中引用彼特拉克的诗句“因为古人的勇气，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他所指的古人正是古罗马人，他所指的勇气是统一意大利的战斗勇气。如果说，在《君主论》中他说得还不够明确，那么《论李维》则流露无遗，他赞扬罗马建国者们的风范和智慧，把罗马从君主制转为共和制，他赞扬罗马人的机智和聪明，设立独裁官应付外邦的进攻。

    马基雅维里的这种爱国情怀，同样体现于他对正义和宗教的观点上。他承认西赛罗所言的正义，承认正义是一项美德，符合正义就是不要对别人的权利进行危害，但是他认为正义并不会对共同利益有所增进，并不会为共和国带来安全和统一，所以在《论李维》中他不去分析正义，而是说：“在战争中运用欺诈是件光荣的事”，“保卫祖国应当不计荣辱，不择手段”。虽然他是个无神论者，但对于宗教他是承认的，并且认为对国家的统一颇有益处，他在《论李维》中，描述了鸡人“占卜”对军队士气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对教条的科学性进行说明，因为教条的不科学是当然之事，但迷信可以带来秩序。他对宗教的态度并不能套用到他对基督教的态度，这个世界上，除了尼采，大概要属他对之最为憎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