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教化绵长；煌煌天河，群星璀璨。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教育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书院，在中国教育史长河中则一度是滔滔主流，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书院之名，源于唐代。开元六年（718）专供皇家藏书、校书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又更名为“集贤殿书院”。此后，民间也出现了许多“书院”，《全唐诗》收有《南溪书院》、《宿沈彬进士书院》等，“书院”一词，曾出现在十多首诗中。唐诗中所提书院，大多是私人读书的地方。此时各地方志零星记载的书院中，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福建尤溪的松洲书院、湖南衡山的邺侯书院等，已是私人所办，并初具治学、讲学、会文等功能的教不机构。上述数处，可视作中国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肇始。
　　书院的全面兴起在北宋。宋初，国家草创，朝廷尚元充足的力量兴办教育，于是，私人办学应运而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书院倍受青睐，成为士子求学的主要途径。据载，此时书院的规模、数量都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最著名的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及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时有天下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之称。一些办得好的书院还受到朝廷的赏识，皇帝常以赐额、赐书、赐田产的方式，表示对这种民间教育形式的支持和欣赏。
　　南宋，大量士人随朝廷南迁而流落江南。人才南聚，带来了南方书院的兴盛。一些名儒大家，为发展儒家学说，或创办或主持书院活动，在书院中提倡学秫争鸣，开展学术交流。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都为南宋书院的兴盛起了推进作用。朱熹毕其一生兴办书院，弘扬儒学，即使在从政的近十年中，也是每到一处，即办书院，并亲自讲学。在这批鸿儒的努力下，书院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和教育职能逐渐明确完善，最终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文教育基地。
　　元代以降，书院仍呈发展之势，不仅是南方的理学、书院承传了宋代的传统，而且北方受江南学术、教育风气浸润，也相继设立书院，但由于元朝官方刻意控制其学术精神，办学水平与宋代已无法相提并论。明初，朝廷提倡官学，但书院教育利于士人张扬个性，益于学术研究，儒家士大夫为了追求独立的学术思想和自由的讲学弘道，仍持续创办书院。此时，享有盛誉的明中叶王、湛的心学，推动着又一个新的书院发展的高潮，书院再次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大本营。明代后期的书院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元锡东林书院即为一例。由顾宪成重新建立的东林书院，重视学术研讨，提倡自由讲学的风气，并兼顾实用的经世知识，在“明儒中别为一系”。面对当时阉党专权，他们把讲学活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议论朝政得失，指摘朝臣长短，逐渐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政治舆论中心。东林书院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终角怒阉党，遭到了统治者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而首及东林。继而又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受牵连者达300余人。由此事件可见，明代后期的书院，已不仅仅是读书治学的地方，它还是士人们关心国事天下事、反对专制的发端地。
　　清代，书院因官方的支持，办学的规模和数量达到全盛，书院制度普及于中华大地。但是，清廷的控制导致书院的官学化后果。同时，书院活动虽然还持续着，但在清政府闭关自守的腐败统治下，书院亦难以承担思想创造、文化更新的重任。19世纪下半叶，中国书院的母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面临严重的危机，社会变革、文化更新的严峻课题摆在每一个关怀民族命运的人面前。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书院亦成为人们对旧制度批判、对旧文化反省的对象。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争毁书院”的潮流。人们纷纷指斥种种“书院之弊”；或者认为它“空谈讲学”、“溺志辞章”，在国危民艰的危机之时无甚实用价值；或者是批评它教学废弛、士习败坏，到晚清积弊日益严重。经过1898年的维新运动和1901年的“新政”之后，历时一千多年的中国书院终于被改制和废止，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最终被近代的学堂、学校所代替。值得一提的是，清后期出现了以讲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中西合办的书院，如上海格致书院。这类书院为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千余年的历程中，书院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首先，它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文化英才。在历代名师鸿儒的精心培养下，书院中人才辈出。以朱熹为例，他创办或主持白鹿洞书院、武夷书院，从事教育近50年，培养的弟子达数百人之多，他们活跃在南宋的政治、思想、教育等各个领域。岳麓书院也培养了数代风云人物，仅清一代，就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刘坤一、唐才常、熊希龄、程潜等受教于此。这些人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些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