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久已成为研究中国书院的中心，论作甚丰。1997年，在朱汉民教授主持下，出版了丛刊《中国书院》。近期，又受国家委托，筹建国内唯一的书院博物馆。现在《中国书院》画册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全面展示了书院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内涵，自然是大家所欢迎的。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制度，对学术发展关系甚巨，并且影响到东亚、东南亚的不少国家。如朱汉民教授所概括，“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其流芳馀绪，至今不绝。凡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不能忽视书院所起的重要作用。 

    公认书院是私学的产物。大家知道，史乘记载三代盛世，学在官府，这一点由殷墟甲骨文之大学，西周金文之辟雍、小学等，已得证实。周室衰落，首倡私学的乃是孔子。孔子讲学杏坛，广收弟子，“有教无类”。在众多传世文献之外，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更生动地记述了孔子如何阐扬《诗》教。其后的私学，不仅弥补了当时官学废弛的不足，而且推动了百家学说的传流。书院的兴起，正是远受孔门的启发，在发展学术文化方面的功绩要胜于同时官学。如《文献通考》所说：“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确系公允之论。 

    书院之名虽始见于唐，但其性质尚有异于后世，一般以为以讲学为目的的书院只能上溯到五代之末。书院作为一种制度的形成，实在北宋。这和学术史上的重大变迁恰好是同步的。自秦代焚书坑儒，颁挟书令，典籍荡然，从而汉人学术不能不以整理文献、训诂章句为中心。该种趋向，至唐初编定《五经正义》，已进行到极致，有识学人不能不谋求转变，摆脱汉晋以来传统局限，力图直接从经典寻找新的诠释。这样的潮流，也正是始见于唐，及北宋而渐盛。北宋晚年涌现的理学，一反汉世学风，讲义理，究心性，作为其先导的周敦颐、二程等学者，都重视讲学。特别是南渡前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理学的进展受制于政治上的党争，作为私学的书院渐成学者们传播思想所倚靠的场所，于是进一步得到发展。 

    前些年，我在为《众星之光——湖南大学校友成就录》撰序时曾提及，书院的真正兴盛是在南宋。张栻在岳麓书院，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吕祖谦在丽泽书院，陆九渊在象山精舍，四大书院倡导风气，带来了学术繁荣的局面，而朱子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可视为书院完全成熟的标志。 

    常有论作以中国书院与欧洲古典时期或中世纪的academy、university比较。当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时，也有人作这样联系，例如1871年始建于北京的一所学校，中文名曾称汇文书院，而英文名为Peking Academy。但书院所贯彻的精神究竟和欧洲的机构有所不同，其特点在于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德性，这也正是宋儒强调的学风。在官学腐败、荒废，被程式化的科举制度束缚的时候，书院便发挥出匡救补正的功能，对世风民俗多有裨益。 

    《中国书院》丛刊创刊号有季羡林先生《论书院》一文，详细讨论了书院对现代教育可能有的启迪。他特别举出20世纪20年代清华研究院（通称“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学生中出了很多著名学者，“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它不能算是私人创办的，其精神却与古代书院一脉相通”。这告诉我们，研究书院历史所蕴含的种种经验，今天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书院博物馆目前尚在建设之中，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书院》画册，丰富多彩，可谓纸上的书院博物馆。神游其间，可对书院的传统及其精神有深入系统的了解，特此作一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