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沉浮，五十年沧桑　　十九世纪末，唱片（唱筒）传入我国，至二十世纪初，最早的“国产唱片”开始在我国灌录和销售。现存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国产唱片”，当属1904年胜利唱片公司（VICTOR）灌录的孙菊仙和1907年百代唱片公司（PATHE）灌录的谭鑫培的老唱片。孙菊仙的《举鼎观画》、《桑园寄子》和谭鑫培的《洪洋洞》、《卖马》等几十面老唱片，清晰地记载着我国老辈京剧艺术家的演唱功力和艺术感染力，为传承京剧艺术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声音珍品。 

　　清末民初是我国京剧艺术鼎盛时期，京剧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主要艺术形式，大多数京剧艺术流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发扬光大的。我国最早期的“国产唱片”几乎都是京剧唱段（甚至也有整出戏）足以证明这一点。大量的京剧唱片的灌录和发行，为京剧艺术的普及、流传和推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极为巧合的是，我国最早的“国产”唱片和“国产”电影都是京剧，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开启了我国视听艺术的创始大门。 

　　1917年前后，外商开始在上海建立唱片压片厂，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百代公司、大中华唱片厂和上海胜利唱片厂相继建成投产，由此拉开了我国生产唱片的序幕。 

　　这一时期的唱片业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如聂耳、冼星海、任光等人，纷纷投身艺术创作和唱片制作领域，为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三十年代的抗战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渔光曲》（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大路歌》、《毕业歌》、《梅娘曲》、《救国军歌》、《夜半歌声》、《游击军》、《江南三月》和《到敌人后方去》等，几乎都是为电影或唱片而制作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昭君出塞》、《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许多优秀民族器乐曲都是聂耳、冼星海等人为出版唱片而编写和配器的，这批珍贵的唱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 

　　二、三十年是我国音乐文化艺术有较大发展的年代，李叔同、肖友梅、赵元任、黄自、贺绿汀、周小燕、喻宜萱等艺术家开创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创作表演事业，留有许多传世之作，如，《教我如何不想他》、《玫瑰三愿》、《天涯歌女》等。三、四十年代，也是我国流行音乐创立和发展的年代，黎锦晖、黎锦光、周旋等人也为世人留下了不少优秀音乐作品，如，《香格里拉》、《夜来香》、《秋水伊人》等。从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旧中国的唱片业历经磨难，发展缓慢。但近半个世纪的“国产”唱片所记载的却是灿烂辉煌的民族艺术精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京剧、地方戏曲、民族器乐、民歌、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量优秀作品问世，大批杰出的艺术家产生，许多优秀节目灌录唱片，广为流传，在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播种下日后开花结果的种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十世纪初，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是粗纹快转（78转/分钟）虫胶单面唱片，一、二十年代开始有粗纹快转双面唱片。 

三十年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唱片事业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就在上海解放的第三天（1949年5月29日），党就派人接收了大中华唱片厂，并在不久后的6月3日开始录制唱片，第一批节目包括《解放区的天》、《军队向前进》、《唱胜利》等。此事件标志着新中国唱片事业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唱片业回到了人民手中。 

　　五十年代，先后成立了人民唱片厂、上海唱片厂和中国唱片厂，出品“人民唱片”、“中华唱片”、“中国唱片”和“艺声唱片”等品牌的唱片。1957年，成立了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的中国唱片社（后更名为中国唱片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这些唱片出版制作机构，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出版了大量优秀的音乐、戏曲、曲艺唱片。五、六十年代那些激人奋进、健康昂扬的革命歌曲和大型音乐作品，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珍品葆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连绵不绝，流传至今。歌曲《歌唱祖国》、《东方红》、《我的祖国》、《赞歌》、《让我们当起双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合唱《黄河》，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歌剧《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民族器乐曲《春江花月夜》、等等，都是那个时代最真实地反映，最精美的艺术珍品。还有大量的戏曲、曲艺、古典音乐等唱片曲目，构成了极为丰富的艺术宝典。唱片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得力工具；唱片所记载的令人奋发的内容，是人民大众精神世界的盛筵，是娱乐欣赏的佳品，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1959～1960年是我国唱片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年出版品种近3000种，年发行量超过1100万张。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唱片业遭遇到了极大的破坏。1970年是我国唱片史上的最低潮，全年出版唱片64个品种，发行219.45万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