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从编剧、导演到摄影、美术，“现在的创作人，比如陈可辛、陈嘉上，很多人已经40多岁了。在1986年吴宇森拿导演奖的时候他40多岁，我当时20多岁，就已经觉得他很老了应该退休了。现在这批比较年轻的导演也已经是40多岁了，30多岁的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我们一般消费的阶层是很年轻的，10多岁、20多岁、30岁，老一辈的编导怎么编出吸引年轻人看的东西？我们需要有很多年轻人一起做。”

　　“这个行业太苦了”

　　只要谈到编导的新生力量，几乎每个人都予以了十分大的关注，唐文康表示自己的公司从来都不只是去相信名牌，不是说几个导演，几个编剧就可以令整个电影业起死回生，“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人出来，他们都是新人，到了90年代就是中流砥柱，(没有新人来接替)20年后还是这班人。”

　　那么香港电影圈为什么会青黄不接呢？“因为在这个行业太艰苦了”。林炳坤的这番话并不是出于对新人的指责：“没人愿意捱苦，或者是香港电影不能吸引有才华的人进来，甚至有些在外国念了电影的专业人回来也不一定有志在圈里发展，可能宁愿到大学里面教书，因为他得到的回报太低了。新的编剧如果是没名的，一部戏最多就几万港元，七八万到10万港元的不多。”

　　热心可以当饭吃？

　　但现在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会花钱养着一批编剧给自己公司拍片，多数情况下，都是编剧带着已有的剧本找电影公司，电影公司付他一笔费用然后买断，编剧价格无法提高，变成编剧花几个月时间做一个剧本，可能只有几万元的收入，“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面对明显不合理的市场，星皓公司便用是否“对自己作品有热心”来回答：“导演和编剧应该投入到一部戏里，情愿不吃饭，天天吃稀饭，都要拍出一部好戏。可能钱不多，但要有那个热诚。”这并不一定是“价值观不同”的问题，电影既然是一个商品，那么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量化的，“确实有很多新的导演编剧出来，因为他要维持生活，如果接不到戏，他的生活就有问题。”香港电影公司在编剧上的“拮据”，直接导致了编剧人才的流失。

　　因此现在香港电影界基本上只有几个编剧在支撑，“他们有知名度，和好的监制、导演在一起，他的产量相对就很稳定，出来的东西就没有无效劳动。即使花了半年或三四个月去写，导演会接受，制片公司也会要。编剧要靠着制、编、导的结合才能有比较好的成绩。”

　　6 多少钱才能造间冰屋　细算港片的糊涂账

　　《千机变Ⅱ花都大战》影片上映之后分回去700万港元，扣去宣传和拷贝费用，四五万港元连给成龙跟他儿子的片酬都不够。　　——文隽

　　陈可辛的下一部戏是歌舞片，在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感叹现在电影盲目崇拜大投资：“连歌舞片都要投资2000万港元。”

　　据林炳坤介绍，现在港片的投资，如果片中主演不是太大牌，起码也要四五百万港元，“等于制作费起码要350万港元左右，150万港元的演员费用，基本上底片、声音、后期都跟国际接轨，350万港元的制作费用已经很紧了。”如果演员片酬超过1000万港元，相对而言制作费可能就要六七百万港元，“那一个片子就是一千五六百万港元的投资了”。更大的演员班底就意味着投资费用越高。“如果刘德华跟郑秀文，加上杜琪峰，这个组合可能就需要1800万港元了，制作费也会相对提高，他们都是大腕，他们的起居饮食不能怠慢，有时到外国去拍片，比如意大利，飞机要头等舱，住要星级酒店，加上助理费用，可能要300万港元了。”影片中只要加上武打，费用又会再加上二三百万港元，“比如《千机变Ⅱ花都大战》，我们估计起码3000万港元”。业内人士有一种测算方法，如果超过1000万港元投资的影片，必须要有韩国和日本的市场才能平衡，还要加上内地，因为传统的香港市场只能维持500万港元的票房甚至更少。所以近年我们频繁看到香港明星到韩国、日本参加首映的新闻，刘德华和周星驰就是这种新闻的常客。

　　文隽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千机变Ⅱ花都大战》影片上映之后分回去700万港元，扣去宣传和拷贝费用，四五百万港元连给成龙跟他儿子的片酬都不够。”香港电影为演员背负了太沉重的包袱。“一部影片投资多大你看演员就能知道”，只要影片里有些腕的，投资都是1000万港元以上。即使是《A-1头条》这样的小成本制作，投资也超过了1000万港元。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明星的高价并不是明星自己造成的，陈可辛指出这是“不同投资者所犯同样的错误”。演员费之所以居高不下，“就是他们一直垄断演员，这个行业都要死了，你还在玩垄断？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大家有什么好的拿出来一起用”。

　　“垄断，你签回去能用吗？你有钱拍吗？越大的明星就要拍大片，还要拿5倍的价钱去拍片，有那么多钱吗？垄断有什么用？明星的价格其实很不合理，站在一个不懂剧本，不懂电影的老板的角度来讲，他最保险的还是用明星，他跟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写剧本自己拍戏，我们掌握了电影，我知道有钱我去请刘德华，我没钱我就去请第二或第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