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电视台评论部的舞台上，主持人一直是活跃的角色。在很多报道中《焦点访谈》都处于前沿位置，主持人则是前沿的前沿。在香港回归报道中，《焦点访谈》评论部的主持人或担任中央电视台７２小时直播总主持人，或担任前方演播室主持人，或负责关键内容的报道。在三峡截流报道中，担任主持人的也都是评论部的主持人。在国庆５０周年，迎接新千年的大型直播节目里，在这些关键时刻、关键位置，评论部始终在推出自己的主持人。
    在日常的《焦点访谈》节目里，主持人也有相当的创作空间和个性表达的天地。
    第三点，这片土壤给主持人以成长的保证。
    在《焦点访谈》，我们主持人都在编辑、记者当中。我们几个主持人心态上的感觉是“我就是编辑、记者”，我不能比编辑、记者做得少，只是比他们做得多，就是镜头前的工作。评论部培养了一种工作气氛和工作机制。如果在一个传统的工作部门，可能会出现这种情景：我也是编辑，他也是编辑，我凭什么要为他做一些资料积累等辅助性的工作?就可能出现一些摩擦。但是在评论部，为了直播，主持人在做准备，有更多的编辑在底下不知道做了多少资料性的工作。请专家、找素材、上网查资料，然后提供给主持人。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些保证的话，主持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在镜头前取得成功。主持人的功力就在于占有了很多资料性的东西之后，有一种组织提炼和表述的能力。我非常喜欢我们评论部的这种工作氛围。工作起来的时候，在我们幕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工作非常和谐。为报道香港回归，中央电视台直播了７２小时。我们几个主持人在那儿抛头露面，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技术、编辑、策划、打字、制片、各级制片人、台长……到最后那天早晨，我们道了再见之后，上了一块字幕，那个字幕上几百人的工作人员名单很快地飞过。我看了那个名单，眼泪都快下来了，没有人看到他们，连名字都看不清。
    现在，中央电视台评论部每逢大型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完整、很系统的策划班子在工作。这种气氛是怎么养成的呢?我觉得它是和评论部的整体素质分不开的，也是和工作体制分不开的，从评论部建部以来就这样。很多节目或多或少实现了众人的智慧集中在主持人那儿，然后通过主持人的嘴表现出来，主持人的每句话后面都可能是很多人的脑子起作用的结果。在评论部，我们的工作经常分不清谁是谁的。有人问我：“哎，你们那句话是谁写的?”落笔可能是我，但是这里边的想法我分不清谁是谁的；另一段可能执笔的是编辑，但里边也有我的想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觉得这样一种采编融合的方式，是很利于主持人成长的一种方式。
    第四点，这片土壤总是在提醒着：我需要的是良种。
    这片土壤不问背景、不问你从哪里来，完全是一种敞开的姿态。但是同时它无时不在提醒每一个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不仅仅是主持人：“我这儿需要的是良种”。如果做一颗种子，你自身素质不行，那你就要面临淘汰。在评论部，没有像电视台一些老部门经常面临的那种特有的惯性、惰性。评论部真正能够实行令行禁止、一呼百应，领导很有效，制片人也很省心。我觉得这里除了一种节目的吸引、精神的感召以外，它还有一套制度的保证，包括用人制度、财务制度等。制片人这种工作体制的实现才使它能够做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优胜劣汰。对主持人，行就上，不行就下，这要是在传统工作方式下得有多大阻力呀!在评论部，选人的时候视野很宽，绝对不拘泥于小范围，但用人的时候绝对不是终身制。
    在中央电视台评论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我从主持节目的第一天开始，就做好了准备，我也可能有一天会下岗。我时刻准备着，也许有一天制片人会来找我谈：“敬一丹，这个，最近观众有反映，我们制片人经过商量，你这段时间还是做一些编辑工作吧。”我觉得这很正常。应该说，面临下岗就使得我们这些人不可能靠着惰性和惯性过日子。自从我选择《焦点访谈》以后，我的状态就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一年，我恰好４０岁。４０岁的年龄是太容易按惯性走路，也太容易产生惰性了。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不容我这样。这里平均年龄３０多岁，年轻人会形成某种气氛，推着人向前走。只要我不想下岗，我就得一溜小跑，跟着前面的人往前走。如果一个主持人总是心安理得地在那儿主持节目，一点逼迫的东西都没有，那也可能正是他要走下坡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