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葛红兵来杭签名售书，除了为新书《直来直去》作宣传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宣传最新修订版的《沙床》。

    《沙床》虽因描绘了大学校园的情爱生活，语涉“身体写作”而为评论界诟病，但当之无愧是葛红兵的代表作。

　　新版《沙床》与之前版本相比，新增了最后一章《每个人都能复活》，也将主人公诸葛和裴紫的命运进行了修改。葛红兵这次不忍让诸葛和裴紫在生活的绝望中死去。而作家葛红兵在经历了“美男作家”、“身体写作”之后，似乎也想借此作以新身份“复活”。　　

“大学教授当作家，不只我一人”    记者：你的最新修订版《沙床》新在哪里？

　　葛红兵：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小说，结尾有点灰暗，我想给这本小说带来一点亮色，所以改成了这个样子，好不好还要读者评判。

　　记者：您目前是上海大学的一名教授，有的人会认为你以教授的身份来写流行小说，并加入了大量的情爱描写与你的教授身份不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葛红兵：其实在文学圈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许多大学教授同时又是著名作家，像鲁迅、沈从文、郁达夫都是这样。这个传统在中国当代到上世纪80年代前断掉了，到了90年代后又有了恢复，而最近几年多起来了，像北大的曹文轩、华南师大的艾小明他们都在写小说。　　

“我的小说是自传性的”　　记者：从《沙床》到《我的N种生活》再到新书《直来直去》，看上去你的关注角度一直在变？

　　葛红兵：小说具有反映生活的的特殊性，将生活中丰富的体验表现出来，每个阶段的生活经历不同，小说关注的当然也不同。像我就是内心有创痛感时才写小说，我写《我的N种生活》时就经历了找工作啊，从农村到城市，从学生到进入社会的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我也给领导送过礼，也有过卑躬屈膝，我也会打人。我发现了自己身上以前从来没被发现的残忍的东西，在进入社会后表现出来。那个时候生活真得很黑暗，包括我兄弟的肝病，我的父亲也被查出来有肝结石。

　　记者：就是说小说里的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葛红兵：可以这样说。我的小说是自传性的，是有生活的原型和影子的，也的确跟生活有联系。　　

“觉得情欲没多大意思”　　记者：那你是否觉得用身体写作是一种进步？

　　葛红兵：它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对“情”、“性”的关心是一个延续，比如像郁达夫以及后来的贾平凹、韩东、陈染，他们都是通过“情”、“性”来表现解放的愿望。一个社会物质上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开放，人们对自己解放的要求也更多就从情、性方面表现出来。但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个过度和高估。像几年前的某些作者，说“感官的快乐是快乐的全部”，这实际上是有偏见的，有问题的。

　　记者：有传言说，葛红兵因为《沙床》博出名，但没有实力作家的表现，你怎么看？

　　葛红兵：就我自己，我首先不反对身体写作，在《沙床》中我也认真关心了它。但是对我来说，我这个不是身体写作的典型而是身体写作的终结。我认为情、性的解放是有限度的，它不能带来真正的超越。生命很有限，当我哥哥生病的时候，我回去看他，觉得这个时候小小的感情冲突、爱啊在生命面前都没有意义。突然之间我到了30几岁，然后看到了我哥哥的病重。这个事故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使自己觉得情、欲没有多大的意思，而更多地去考虑生命如何超度和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