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和高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分到了同一家机关工作，５年来，高杰不但已是独当一面的部门主管，还两次出国深造，而身为女性的吴敏仍在秘书的岗位上。最近有关部门披露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像吴敏这样只因男女性别不同而得不到同等收入回报、晋升和深造机会的女性有不少，成为又一种男女不平等现象。

    如今的上海，在已经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中，性别差异几乎不复存在，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也稳步上升，但与男性相比，同等的受教育程度没有带来同等的就业机会、同等的收入回报、同等的参政与晋升机会，教育回报率上的性别差异使得男女两性在继续教育的投入上有了很大差异，其结果是家庭中夫妻间的差距拉大，社会上男女间的差距拉大。第五次人口普查１０％抽样资料显示，全市在业女性的年均收入为男性的７０．４％，大专以上学历的在业女性年均收入为同学历男性的７２．２％。在择业机会上，市郊非农转移中女性非农转移的速度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均明显落后于男性。女性以农为主比例为４０．０％，比男性高１６．６个百分点；非农就业比例为１２．０％，比男性低１１．２个百分点。城镇女性就业，高、中学历相对集中于性别色彩较浓的教师、护士、医生、财会等职业，低学历相对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商业、餐饮业、服务业和社区非正规就业岗位。

    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同样说明，除了受教育权男女有别外，在就业权方面，女性与男性差距也在拉大。在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里，本市２５－４９岁女性的在业率下降了２４．８个百分点，这一年龄段女性在业率为７２．４％，要比男性低１４．９个百分点。这一数字的背后是近百万妇女以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等形式推出劳动力市场，失业者不仅丧失了经济自立能力，而且心理上还会有一种受挫折感、被遗弃感。

    此外，在妇女参与社会事务决策权、管理权方面，尽管在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有效干预下，２０００年上海市级党政班子中女性比例为９．１％，区县党政班子中女性比例为１１．０％，街镇党政班子中女性比例为１３．８％，但与联合国提出的“在政府高层领导中，至少应有３０％女性”要求相比，仍有相当距离。过低的比例就会使女干部孤掌难鸣，即使有强烈的性别意味，其呼声也会被众多男士声音所淹没。

    有关专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每一点成就都是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结果，妇女的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所以在社会发展中贯彻男女平等参与的原则，就能够充分减少由于性别不平等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发展效率，走出一条科学、高效、文明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