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宝贝》的评论早已经很多了。我的重新对它的关注，拿出来翻阅，倒不是想重温作者生理欲望和心理诉求的双重自慰，而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非典时期出版的昆德拉系列吸引了我。我无意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跟《上海宝贝》做比（虽然二者都写到了性），从而彻底贬斥卫慧没能把“性”提升到哲学高度，也没有使“性”有趣到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荒诞意味，进而大骂９０年代抽空的中国文学。重新翻阅完全是因为拜读了昆德拉的长篇小说《不朽》，尤其是其提出的“意象形态”（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ｙ）这一概念所带给我的触动。反观９０年代纷繁迷乱的文学事实，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伴随着文学意识形态特性的渐趋稀薄，文学的意象形态特征却越来越浓郁了。我想，如果把意象形态作为理解９０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切入点，我们的思考还至于错位，我们的分析还至于空疏、浮泛吗？分析和评判卫慧和她的《上海宝贝》也理应在这一特殊文化语境下进行。

    其实，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意象形态话语时代的。８０年代中后期，倾听港台流行歌曲的痴迷，阅读琼瑶、金庸、三毛作品的沉醉，已经成为很多人难以忘怀的”粉红色的回忆“。这便是以通俗文本出现的意象形态话语一开始就呈现出来的魅力。９０年代初期，王朔的小说得以风行全国，崔健的摇滚乐火爆登场，张艺谋的电影开始走俏市场。这些作品以强烈的视听或宣泄重新塑造了老百姓的感官，同时也宣告了意象形态消解、软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初步胜利。

    象形态诱导了人各种各样的欲望，激发出人们的窥视欲、观看欲、购买欲、消费欲。它主要的思维逻辑和运作手段是把所有的东西文本化、商品化、艳俗化，它帮助人们完成了一次灵魂深处的革命：从感官的压抑到感官的解放，从僵硬的理性到鲜活的感性，从崇高神圣到世俗平凡。可以说，正是由于意象形态话语的悄然而至，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很大程度地世俗化、柔媚化甚至商品化了。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中，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写作机密就被９０年代的一些中国作家破译了，于是他们不再为政治写作，不再为了某种对话、商榷乃至抗争写作；他们要为自身的生理欲望和心理诉求写作，他们写作，完全是为了金钱、名誉或写作本身。卫慧便是这众多中之一员，她的《上海宝贝》讲述的就是一个中国女小资与一个外国人的性爱史，她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ＣｏＣｏ的身体如何一次次地被一个个男人进入的过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卫慧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把写作活动当成了纯粹个人化的隐秘经验的展示或炫耀。

    以前的作家大多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社会意义，沉重而且隆重；卫慧以及她的同时代的几个相似女作家追求的只是作品的有趣、刺激性，自然也不放过在写作中享受文本的欢乐，心理诉求的奢华。虽然她们所描摹的生活和她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而是一种她们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卫慧自认为是一个帮助同代女性自我理解的女性，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她遭受的压抑太久太多，所以也就愈发地叛逆、做作，生理的欲望和心理的诉求使她疯狂，她只有放肆地炫耀自己才能使她受伤的心得以自慰。所以她不断地去放纵，她在描写自己行淫时似乎有露阴癖；提到自己勾引的”优秀男人“，她是那么得意；她的品位很高，因为她总能嗫嚅出亨利·米勒、艾伦·金斯堡等一些名人的名字；她享受的日用品都是名牌，连她去的酒吧也是酷毙了的，以至于与老外性交，还特意交代她褪下的是ＣＫ牌内裤。品牌成了这位小资时尚文化的图腾。她晚上睡觉是常要服药才能如眠，她说她自己的父母”永远不会真正了解女儿眼中的浮躁喧嚣的世界和难以形容的空虚“。这种自我装扮、自我欣赏、自我满足是她想要让大家相信她拥有这种生活，并以这种生活引人围观的欲望。她坚持要从肉体的交锋中找出最有文化的感觉，骨子里透着毫无廉耻的骄矜，嘴里发出类似自慰的呓语和意乱情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