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半个世纪，成就一套学术著作。本白色封面上，一条绛红色直线，凸出这样几个字：《中国断代史系列》。传统的圆形图腾，浅浅地衬于其后，彰显着古朴、厚重的历史感和民族感。
    16部、1000余万字。部部来之不易，字字浸满心血。第一次由几代学者撰就的这套中国断代史，完整而系统地展现了历代历朝风貌，图文并茂，再现了文明演进史。
    学术之艰    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1953年，出版一套由当代一流学者撰写的断代史，列入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于是，谭其骧、杨宽、王仲荦、胡厚宣、邓广铭、王玉哲……全国各地的学术精英集于出版社的旗下。1955年，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首先交出《战国史》。当年，《战国史》出版，社会反响热烈，一版再版。20世纪60年代，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出版。
    不料，“文革”风暴，摧毁一切文化。王仲荦先生已经完稿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册，无奈地被藏之高阁，尘封箧笥。1977年，云开雾散，先生得以重著书稿，将原稿分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这一写，又花去了先生整整8年的时间。
    学术之艰，在于社会因素。学术之艰，还在于一个难字。它不可能天马行空，一挥而就。它需要一个人，甚至几代人的毕生精力。漫长的50年编纂史，又留下几多让人流泪的故事？
    1978年，林剑鸣先生接受《秦汉史》的写作。那时，他40岁左右，英气勃发。待交出这份书稿，他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林先生曾感叹：“在人生旅程上，能有几个10年？”不幸的是，当今天，这套崭新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出版时，林剑鸣先生已经去世。
    胡厚宣教授于1954年与出版社签下《商周史》的写作合约。虽然名重学术界，在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上，少有人及得上他。然而，先生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在做着准备工作。1995年，先生正写作时，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先生之子胡振宇先生，挥泪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八年抗战”，终成这部更名后的《殷商史》。
    1998年1月，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逝世。撰著《宋史》的重任，落在了他的大弟子漆侠的身上。万万没有想到，漆侠也没有写成。2001年11月，一场急病，正值学术鼎盛期的他与世长辞。于是，邓广铭先生的又一弟子陈振，接手《宋史》的写作。陈先生励精图治，终结硕果。
    学术之严    撰著学术著作，必须“严”字当头。王玉哲先生在动笔《中华远古史》时，先构拟了3条写作原则。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做到理论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至1998年底，先生50余万字的书稿基本完成。这时，先生已86岁了，又遭丧妻之痛，朋友们便劝他稍改一下，交出去算了。但是，王玉哲先生不依。学术研究岂容半点马虎？他还是照计划写下去，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谁知磨难又临：一根电线将他绊倒，造成右胯骨骨折。待能够在床上坐起，先生就让家人把书桌放在床前，每天坚持写作，到1999年11月脱稿，又新写了10万字。
    对待手中的书稿，每一位学者几乎都严谨到苛刻地步。漆侠当年之所以没有写成《宋史》，正因为他手中的《宋代学术史》没有脱稿。他不愿意“一心二用”，想等《宋代学术史》脱稿后，再专心致志于《宋史》。没想到，这一等，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林剑鸣先生的《秦汉史》，也早在1984年就完稿了。之所以迟迟没有交出去，是因为他当时正有机会去日本讲学，想到日本后再搜集一些海外学者关于秦汉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杨宽先生的《战国史》，经过两次“伤筋动骨”的大修改。1955年，杨先生完成《战国史》时，只有20万字。1980年，杨先生对《战国史》作了大幅度修改，字数从20万字扩展到42万字。重修后的《战国史》，在学术界受到广泛赞扬，一版再版。然而，没有几年，杨先生又觉得有些观点需重新审视，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及时补进，决定对《战国史》再作重大修改。5年后，杨先生交出了修订本。这正应了一句话：学术之写作，白头可期，杀青无日。
    学术之鉴    学术之鉴，鉴之于出版人为煅铸文明所表现的那种执著与等待。上海人民出版社三代编辑为之付出了心血。为请到一位合适的作者，不仅编辑，出版社领导也“三顾茅庐”。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曾几十次，乃至上百次收到编辑关于书稿的来信来函。胡振宇先生在《殷商史》的《序言》中特意写道：“本书得以写成，还要特别铭谢上海人民出版社……除了耐心等待和诸多包涵，更多的是关怀和理解。在写作的最后阶段，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两度北上，亲临寒舍，极致关怀。其间数度电话联络，促成本书以致整套中国断代史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