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悦：关于瓦尔达的第一份工作，我想补充一些内容。她是法国国家人民剧院的官方摄影师，这个背景非常重要。让·维拉尔（Jean Vilar）建立了国家人民剧院，也创办了阿维尼翁戏剧节，他在战后的法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国家人民剧院是法国重整战后历史、文化历史和文艺历史的重要机构，它的宗旨就是要把艺术和戏剧带向民间。阿维尼翁戏剧节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让·维拉尔和瓦尔达都来自塞特。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左岸派。我们经常会听到“左岸派”“新浪潮”，那么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巴黎有一条塞纳河，塞纳河的左边叫左岸，塞纳河的右边叫右岸。右岸以中高层社会阶级为主，建造的房子也比左岸高。而左岸是战后萨特“存在主义”开始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们非常热衷搞哲学，谈艺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多数都是倾左派的。新浪潮中的左岸派主要包括三个人：克里斯·马克、阿伦·雷乃和阿涅斯·瓦尔达。而新浪潮中另外一些导演，比如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和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他们其实都有一点偏右，尤其是侯麦。刚刚讲到的三个左岸派代表人物，他们既不是影评人，也不是“迷影”。他们信奉“手工操作”，觉得做电影最重要的一点（同时是他们最擅长的一点）是剪辑，是蒙太奇。他们认为电影不一定要有一个故事，电影就是一个蒙太奇，就是手工制作的一样东西；电影要抓住真实，但不是现实中的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就像瓦尔达，她永远跟随着摄影机，抓到什么拍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里引用了这句“我不在摄影机后面，我在摄影机里面”。但她呈现出来的不一定是现实主义或者客观的东西。摄影机里面也可以是幻想的、奇异的、前卫的东西。

评《短岬村》
  Ag：我觉得透过《短岬村》可以看到瓦尔达电影的承前启后性。这部电影在观感上包含了接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东西，它非常自然、非常写实地关注一个渔村里面的一对情侣和这个渔村正在发生的集体性事件。在《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中，瓦尔达自己提到她的灵感来自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野棕榈》。小说的形式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将小说和电影对照来看，它们都采用了一种平行叙事。瓦尔达一生的兴趣都在于这种双重性的矛盾当中，她在其中进行一种交互的实验。这部片子有两种双重性，一种是私人的和公共的。虽然这对情侣处在村庄中，但他们的世界非常私密；而村庄的另一头正在发生一个集体性的事件。她把这两个主题并行，它们未必有直接的情节关联，但她认为观众能够在这种观看过程中产生一种主观感知，一种主观的想象和联系。另一种双重性是她始终对将剧情和记录结合感兴趣。这在她第二部电影当中就非常明显。从《短岬村》开始，就可以看出瓦尔达在电影写作上的实验性。一般的电影中，当角色说话时就会给近景，而等到他们走远时声音也就相应变远。但是瓦尔达却做了相反的尝试，男女主人公已经走远之后，他们的声音仍然非常清晰，会感觉这好像就是人物内心的话语，是一种画外音，所以在电影的心理感知上，瓦尔达是非常细腻且非常超前的一位创作者。

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
  Ag：这部电影的故事可能大部分影迷都知道。我听说年轻一代的观众认识瓦尔达是从《脸庞，村庄》（Visages, villages）开始的。像我们这一代，其实是从这部电影进入瓦尔达的世界的。这个电影的故事大致讲的是一个女歌星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她正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等待医学检测报告。在这两个小时里她非常焦虑。她从住处来到大街上，继而偶遇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回来的士兵，在他的影响下，她似乎重新获得了平静，并萌发出了新的自我意识。叙事就是在这两个小时的经历中完成的。瓦尔达自己说这个电影最重要的是时间性，她认为时间是非常主观的，所以把这种矛盾放在作品当中。她说电影内外都是90分钟，观众甚至可以停下来去看手表，会发现两者几乎一模一样，是完全真实的时间流动。但正是在真实的时间流动当中，瓦尔达表现出了女主角在短暂的时间内极其漫长的心理变化，甚至最终有了一丝觉醒的意味。与《短岬村》不同的是，这部片子从后半部分开始，女明星身上“伯格曼式”的凝视镜头逐渐被转移掉了。瓦尔达认为，人类因对未知和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焦虑能够让人的感官变得发达，因而会去关注一些平时不会关注的情绪，思考一些平时不会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