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技术的赛跑”，是一个解释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的框架，它由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Katz）提出，包含了供给-需求-制度三个维度。

  戈尔丁和卡茨在总结了美国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史后指出，美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变化趋势的几度转折。

  他们接着指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趋势的变化，关键推动力是高技能劳动力（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和相对供给的增长的匹配性，其根本机制可总结为制度约束下的技术和教育之间的一场“赛跑”。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都是这场赛跑带来的结果。

  从总体上看，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对技能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劳动力能够快速地进行调整，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够得到提高，同时又不会过分加剧经济结果的不平等。相反，如果技术发展所要求的那些技能的供给增长缓慢，如果劳动力的技能组合本身又不能灵活地适应变化，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放缓，收入不平等就会扩大。那些能够迅速做出调整的人、那些获得了新技能的人，会得到奖励，而其他人则会被甩在后面。

  不妨以美国的汽车行业的演变为例来说明。

  汽车生产始于一些大型手工作坊。汽车在刚开始出现时，是由拥有高技能的工匠们先以手工方式打磨好各种零部件，然后装配成整车的。

  后来，在20世纪初，出现了标准化且可互换的汽车零部件，于是汽车生产就变成了在工厂的流水线里用各种零部件进行的一种组装作业。

  随着这种技术进步而来的是对技能需求的转变：在流水线里组装汽车的工作，可以由大量只拥有相对较少的专业汽车工匠技能的操作工来完成，因而对原来的拥有很高的专业技能的工匠的需求大幅减少了。

  一段时间过后，另一场技术进步开始了，出现了自动化汽车装配线（大体上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于是对低技能的操作工的需求减少了，而对高技能的机械师的需求则增加了。

  汽车生产方法的第一次技术进步降低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而第二次技术进步则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在供给方面，美国汽车行业这两次技术进步发生的时期，大体上是与“高中教育普及运动”和“大学教育普及运动”相匹配的。在第一次技术进步期间，上过高中、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尽管其技能低于专业工匠，但是已经胜任作为一名操作工的工作任务了。在第二次技术进步后，企业平均而言雇用了更多的高技能的生产工人（蓝领），同时也雇用了更多的非生产工人（白领）。所谓的“蓝领中产化”在这个时期也大体上完成了。

  在这两次技术进步中，新技术带来的需求增长，“奖励”的是一般性技能，如计算能力、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阅读能力和解读蓝图的能力，等等。这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拥有中学或大学毕业文凭，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称为“不可或缺”的人才了。

  大多数制造业都经历了类似于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过程，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手工生产方式。在这类行业，如雕刻业和珠宝业，可能没有经历过明显的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先下降、然后又回升的变化过程。

  但是，在20世纪90年级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美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方面，对拥有很高的分析-综合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非常大，这些人能够进行抽象思考，并且对本行业、整体经济，以及包括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前沿都有着深入的、非常规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对那些能够提供高质量“面对面”服务的劳动者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得需求情况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任何一种传统的“高技能”，如果能够通过外包或离岸外包的形式输出或获得，那么无论多么复杂，都可能是非常脆弱的（比如说解读CT片技能），因为只要可以外包，就可能面临需求增长停滞甚至需求下降的危险。
到了这个阶段，大学毕业文凭不再是成功之路的通行证了，受教育程度也可能不是衡量技能水平的最适当的指标了。相反，特定专业学科的学位和特定工作领域的培训和经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同时人际交往能力也变得非常重要。

  以上介绍了戈尔丁和卡茨在《教育和技术的赛跑》一书中描述的用来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框架。

  他们在书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和技术的赛跑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