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4年末1285年初，孛罗和爱薛抵达波斯。爱薛随即被伊利汗派遣出使欧洲。1285年，爱薛抵达罗马，向教皇递交了伊利汗的书信，然后返回波斯，最晚次年春应该已经回到了中国。爱薛作为官方使臣，心无旁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波斯往返中国、欧洲，比商人波罗家族三人走得快很多。

  1283—1286年，爱薛由中国到波斯、欧洲往返，堪称伟大的旅行。可惜爱薛没有像马可·波罗一样留下一部“旅行记”。

  但爱薛为中国带回了地理知识。爱薛回中国后，立即奏请编纂地理书《大元一统志》。爱薛、札马鲁丁与地理学家虞应龙等合作，将中国历代传承的地图，与他从西域带回的地图，合为一图《天下地理总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中，不仅有中亚、西亚，还有西欧城市，只不过译名与今天不同。图中标注的“鲁麻”，就是罗马；“法里昔”，就是巴黎。这是巴黎第一次被中国史料记录。

  有爱薛这样的榜样，马可·波罗努力的目标是既要掌握“通事”的口译技能，也要学会“译史”的文字能力。他勤奋练习所学语言的听和说，而且掌握了四种文字的读与写。

  在《寰宇记》中，马可·波罗没有具体告诉读者他掌握的是哪四种文字。今天的学者只能根据元朝的情况做出推测。元朝官方的语言文字有多种。元朝的文物，是很好的例证。1985年，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发现了一件夜巡牌，铜质，上面有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波斯文五种文字。夜巡牌，是官方颁发给夜间办公事的人员佩戴的。办事人员如果遇到巡逻的官兵，出示此牌，则可通行。官兵来自多民族。牌子上写五种文字，是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这五种文字，都可以称为元朝的官方文字。

  马可·波罗掌握的，大概是波斯文、回鹘文、八思巴文，但第四种不太确定。

  最确定无疑的一种，是波斯文。波斯语是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从中东到中亚，一直到河西走廊，商人们都习惯用波斯语交流。马可在丝绸之路上走了三年多，波斯语说得很流利。这是马可·波罗最擅长的亚洲语言。在中国，凡是商业繁荣的地方，皆有丝路商人，波斯语必不可少。元朝官方设置了“回回掾史”“回回译史”，负责翻译波斯文。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旅行时，不断见到说波斯语的商人。因此，马可在中国时，有时也按丝路商人的习惯，使用波斯名称。例如，元大都西南桑干河上的卢沟桥，是商贸荟萃之地。马可按波斯商人的习惯，称卢沟桥为“普里桑干”（Pul-iSangin），意思是“桑干桥”。

  马可在宫廷数年后，精熟蒙古语，与忽必烈交流毫无障碍。全国各地的长官，多数也是说蒙古语的。掌握了蒙古语，方便与他们交流。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的“国字”，用于官方文书。马可必然需要掌握。

  在八思巴文创制之前，元朝使用回鹘文书写蒙古语。尼柯洛、马菲奥第一次来元朝时，忽必烈给他们颁发的金牌上写的就是回鹘文。少年马可在威尼斯时，曾仔细端详金牌上的文字。回鹘文，最早用于书写突厥语。成吉思汗命人略加改造，用于书写蒙古语。蒙古人主要分布在欧亚草原东部，而突厥人更多居住在草原西部，距离欧洲更近。忽必烈第一次给教皇写的信，是命人用突厥语写的，由波罗兄弟送到欧洲。马可在丝绸之路上，已接触了不少突厥商人。元朝也有很多突厥官员和商人。掌握了回鹘文，可以写蒙古语和突厥语，一举两得。

  马可·波罗是否学过汉文，很难断言。在《寰宇记》中，他没有讲过汉字，实际上，是他没讲过任何文字。他见过的语言文字这么多，如果一股脑都介绍给欧洲人，那真是信息量爆炸。也许他给鲁思悌谦讲过，但可能是空口讲太抽象了吧，鲁思悌谦并未记录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文字，是表音的，记住几十个字母就算学会了。但汉字既表音也表意，笔画多，初学者要下很大功夫。元代蒙古人初学时也觉得“汉儿文字难学”。忽必烈成长于草原，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汉语，虽能听懂口语大意，但不会汉字，自嘲是“不识字粗人”。忽必烈一直愿意让孩子们学说汉语、写汉字。马可是否受了影响呢？马可在中国旅行十几年，即使不会汉字，至少也应该能说一些口语。

  除了上述文字之外，元朝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字“亦思替非”。这种文字，实际上是波斯、阿拉伯的一种符号系统，用于财务记账。在大臣麦术丁的提议之下，1289年，忽必烈设立教授一职，开办培训班，让公卿士大夫与富民之子“依汉人入学之制”学习。麦术丁是波斯人，很早就担任“回回译史”，负责翻译波斯文。在官方设立学校之前，麦术丁等人已在使用“亦思替非”文字。马可作为富商之子，也有可能跟他们私下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