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这句中文网络中的玩笑话经常被用于各类科普文献之中。尽管欠缺一定的准确性，它但却与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1493-1541）的名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毒药，是正确的剂量划分了药与毒的界限。”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奠定了西方近代毒理学的基础，也成为西方医学史上药、毒分离的重要一环。刘焱指出，虽然中西方传统医学都有着运用毒药的传统，但其对毒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分化。西方医学从公元一世纪开始逐步将所谓“绝对毒药”从药典中剔除，而有毒药物却一直是中国古代药学的核心内容。

  虽然专业中医对有毒药物的使用并不陌生，但在普通人的日常认知中，中草药往往是天然、温和、安全无毒的。这种认知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当我们回归古代文献时，它便会遭到极大的挑战。《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的记载，《素问》也有“毒药攻邪”的说法，这些都表明了毒与药之间的密切关联。作者首先从字源学与文献学的角度追索了“毒”的多重意涵。在《说文解字》中，除了“害人之草”，“毒”还被解释为“厚”；在早期医学文献中，“毒”指代猛烈之药。这都体现了“毒”所具备的正面意涵。“毒”的两面性在药学文本中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在《神农本草经》中，有毒无毒是三品划分的重要依据；《本草经集注》也记载了多种运用毒药的方法，包括剂量控制、药物配伍和炮制加工。

  对词义的追索论证了中国古代毒药在本体论之上的可塑性，接下来的章节则展现了围绕毒药建构的复杂的意义之网。作为一部受“物质转向”影响的作品，豆瓣上的几位读者却疑惑于其中物质文化属性体现不强，反而更多地在探讨思想、知识、权威、身体感等诸多似乎与“物”貌合神离的话题。的确，中文读者所熟悉的物质文化史与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类研究关注物质在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中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尤其重视物在构筑人际关系与社会区隔中的作用。但这种取向中过度的社会建构主义曾受到科技史家白馥兰的批评，她评论道：“在迅速发展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学者将工艺品当作一种现成的物品或黑箱，不论在生产还是使用阶段都在本质上忽略了它们的物质特性或物质局限，转而聚焦于消费与阐释的符号学。在这种分析脉络下，工艺品变成了等待被填充意义的空瓶子，在阐释中几乎有着无限的可塑性。”

  而当今的科学史或知识史领域，则将物视作一种“社会-技术系统”或“集合”（assemblage），并强调抽象的观念、理论、知识体系产生于人通过技艺与周围物质世界的互动之中。因此，通过“物”的透镜，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人赋予其的象征性意涵，还有关于物性的认知、处理物的技艺、使用物的体验等等，后者则与物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具体到毒药的例子，毒药在中古社会被赋予的意义与它本身效力的两面性及其猛烈的治疗特性息息相关。正因毒的潜在危害，医者需要运用一系列的技术手段进行操作处理；因其猛烈的性质，毒被用于对抗鬼神所致的致命疾病；因服用毒药带来的特殊身体体验，五石散与丹药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

  如果以知识史的视角来看来此书，或许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作者立论的重点所在。第二章到第四章虽然主题各异，但都在探讨一个知识史上的经典论题：知识与权威。知识就是权力：谁掌握知识，谁可评判知识的正确性，谁可宣称知识的正统性；什么知识是主流，权威性的知识文本如何被创造性地在地方被挪用；什么知识被排斥为旁门左道，被主流排斥的知识群体如何抵抗——诸如此类问题，都深刻体现了知识的生产深深嵌入在权力网络之中。南北朝时期的医者试图通过编纂医书规范制药知识，并把市场中的采送之家与药商贬抑为技艺拙劣、见利忘义之徒。唐代规范医药管理制度、编纂《新修本草》，一方面意在为多元混杂的药物知识提供国家背书的权威性文本，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中央向地方的权力渗透；但在权威性文本的使用中总要面对地方环境与资源的现实状况，地方性知识并未随着国家药典的编纂而消弭。中古疫病流行、鬼神致病观与对蛊毒的恐慌不仅带来了医学思想的变迁，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隋唐帝国的国家治理。对当今读者而言，医学与政治产生关联似乎是现代公共卫生兴起后发生的状况，但从春秋时代的“上医医国”，到唐朝的“治国如治病”，再到宋代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政治性的医学隐喻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绝如缕，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人体、国家与宇宙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因此，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医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