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
刘焱 著
朱慧颖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4年7月出版
265页，79.00元

文︱刘小朦
  2008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发表了一项重大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对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骨骼和衣物进行了取样检测，发现其中砷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值。经过详细的科学检测和数据分析，课题组最终得出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然而成果的发布并未让这桩历史谜案画上句号，科学检测或许可以揭开光绪帝死亡的直接原因，却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下毒之人，而后者对于清代宫廷政治而言往往更为重要。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广为人知的毒药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亭栋发现三氧化二砷对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显著的疗效，因而让这种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毒药焕发了新生，这无异于一项现代版的“以毒为药”。从宫廷斗争中的杀人工具到中药现代化的成功个案，砒霜从毒到药的戏剧性转化打破了当今观念中两者不言而喻的对立。

  虽然我们承认“是药三分毒”，但在很多情况下，这里的“毒”常常被理解为在治疗中需要被规避或减少的“副作用”；而另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俗语“以毒攻毒”，则暗示着“毒”只有在特定的极端情况下可以作为治疗手段使用。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毒”大体上是负面的、有害的，而“以毒为药”的治疗策略则是较为罕见而独特现象。但这种观念自古如此吗？古人如何认识毒药？如何使用毒药？在宫闱秘史的猎奇故事与科学进步主义的叙事之外，我们又该如何讲述毒药的历史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刘焱的新著《以毒为药》便从“毒”这一习以为常的概念出发，从医学知识、治疗实践、身体感等角度为读者生动讲述了中国古代对毒药的认知与使用。该书英文版于2021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2023年度美国医学史学会韦尔奇奖章（William H. Welch Medal），这是继其导师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1999年出版，2001年获奖）之后，第二部获此殊荣的中国古代医学史作品。

  在中国本草与药物史领域，中国的医史研究者早期多集中于文献的整理与考释；在与西方博物学做对比的过程中，中国本草的分类体系亦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来，随着史学界的“物质转向”，药物史也成了医疗社会史领域新的增长点。在物质文化史的视角下，个别药物——比如人参、大黄、槟榔、冬虫夏草等——的社会生命或文化传记成为研究的主流。在这类研究中，药物的使用、消费及全球流动成为重要的关注点。不过，栗山茂久指出，虽然单独药物的社会史研究确有其价值所在，但整体性把握药物的“历史生态学”则更具挑战性。刘焱的《以毒为药》践行了其导师的理念，敏锐地把握住中古中国药物知识与医疗实践中的重要概念“毒”，并从此出发，展现了一部涵盖医疗、文化、政治、市场与宗教的全景式图像。“毒”是其切入点，而更广阔的“历史生态学”则是其落脚点。正如杰里米·格林（Jeremy A. Greene）和瑟乔·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指出的：“对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哲学领域而言，药物可充当一种叙事工具，用以探究增强并维持其使用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信仰因素；它也可作为一种追索工具，用以阐明知识、资本与人群在全球的复杂流动。”

  自2010年左右以来，英文学界逐渐兴起了关于“毒”的研究，著名医学史家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将其称之为医学史与医学人类学领域的“毒物转向”（toxic turn）。“毒”在历史中有着多重面向：它可以是谋杀或战争的工具，可以是令人上瘾的毒品，可以是人们在捕猎、除虫、治疗与印染时使用的日常之物，也可以是环境中的污染物。因此，在学者开始反思这些“有毒”的历史之前，它们往往分散在医学史、法律史、食品史与环境史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虽然主题各异，但都把“毒”视作自然与文化的中间领域，着重在社会文化的脉络下考察毒的历史。较早关于“毒”的研究集中于十八世纪之后，更多讨论近代社会或殖民政权对各类毒物的研究、认知、定义与管理，并将其视作“现代性”的表征之一。近来关于“毒”的研究逐步集中于医学史领域，关注毒在治疗实践与知识权威建构中的核心地位。2021年便有三部关于“毒”的医学史/医学人类学的作品出版，分别考察了中古中国、近代早期的欧洲与当代藏医学中对有毒药物的认知与利用，《以毒为药》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