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第五章通过孙思邈的医案记录，讨论了科学史中一个被反复论及的话题：经验（experience）。在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经验/实验被视为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中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发展之一。正因如此，在其他文明的传统科学中寻找“经验主义”的萌芽便成为科学史的重要论题之一。这种取向虽有其意义所在，但或许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经验是否能构成中古医学的重要认识论取向之一？个人经验与古代权威在知识生产中存在怎样的张力？这些问题显然难以通过孙思邈的个案来作出回答，不过作者将方书的编纂看作与本草的注疏传统极为不同的模式，这也提示我们重视不同医学文类的编纂所带来的新的知识传统的出现。

  本书最后两章或许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它们关注了两类在中古中国广为人知的“毒药”：五石散和丹药。这一主题涉及了古人使用毒药更为深刻而终极的目的：强身与成仙。由于服散与服丹在中古士人中广泛流行，前人对此多有关注。然而在考索服食之风的兴衰历程之后，前人研究多强调其对身体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本书则另辟蹊径，尝试从身体感的角度来解释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尽管古人对服散与服丹的争议不断，但为何这一风气自魏晋至隋唐数百年间长盛不衰？作者论证，中古士人、医家与道士并非对石药和丹药的潜在危害一无所知；与此相反，他们时常会强调这类药物需小心服用，如有不当，它们便会转化为致命的毒药。但是毒背后的强大效力与服药产生的强烈体感却让古人相信，这是强身与成仙的必经之路。

  《以毒为药》不仅将毒药置于中古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行文中也不断体现出作者宏观的比较视野。作者敏锐地指出，中国古代“毒”的两面性与古希腊pharmakon一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亦兼具“治病之药”与“害人之毒”的意涵。虽然作者认为中国帝制时代并没有出现西方传统医学中的药毒分离趋势，但自宋代之后，毒的负面形象更为凸显，在六朝隋唐流行的服散与服丹之风衰退，医者对竣猛之药的使用渐趋保守。这些现象是否说明近世中西传统医学对毒的态度有着一定的趋同发展？这或许是值得进一步追索的问题。相较于医学思想，药物的跨文化传播与比较似乎有着更强的可行性。各种传统医学往往存在着相异的宇宙论与身体观，因而在跨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对药物而言，虽然对药效的阐释仍然离不开医学理论，但药作为一种可以被观察、描述的客观事物，它与实践而非理论传统有着更强的关联。

  虽然本书探讨的时代距今已过千年，但作者仍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结语中提到了青蒿素与三氧化二砷的成功案例，也提到了马兜铃酸事件引起的中药安全性争议。这也提示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难以把“药”和“毒”化约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范畴。二十世纪以来中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传统医学的浪漫化认知，很多中西医的对立形象便产生于此，中药天然无毒的大众形象便是其中之一。近来，许多近代医学史的研究指出了中医理想化形象出现的历史渊源，而古代医学史则越来越致力于发掘传统医学体系的多元与异质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以毒为药》又在中古史与医疗社会史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