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如何来概括唐朝呢？我想用下面五个词来描述：

  第一个词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最常用来描述唐朝的概念。比如《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早在1973年出版的《唐代概观》（Perspectives on the T’ang）中就用“世界主义”来概括唐代的中国文明，而日本著名的唐代史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也以“绚烂的世界 帝国”来描述唐朝。这种世界主义的特质是浑厚、包容，其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再造了中国文明，进而带来了宗教、文化、制度、知识的璀璨和辉煌。唐代尤其是盛唐之前，华夷之辨并不占据主流。唐太宗认为四海之内不论华夷，都是自己的子民。彼时盛行的佛教强调众生平等，部分化解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以及华夷之间的壁垒。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粟特人（Sogdian）。这些被称为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的族群，“利所在无不至”，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他们不但连通了中国和域外的商业网络，还充当了大唐的使节、将士、音乐人、画家等，给大唐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比如随着龟兹等地的中亚音乐的传入，宫、商、角、徵、羽中土五音音律的固有缺陷被不断挑战，“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以琴瑟、钟磬为乐器的时代过去了，音乐进入了新的时期。又如武则天时期，一个叫安金藏的粟特人，本是太常乐人，为了保护当时的皇储李旦，剖腹以证皇储不曾谋反，被称为“烈士”。安史之乱后中国文明逐渐走向民族主义，而粟特人却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这或许是中国人善于做生意的部分基因来源。

  第二个词是“佛教帝国”。如果我们把隋唐和其他朝代相比较，就会发现那是一个佛教繁荣的时代，唐朝可谓是一个“佛教帝国”。上至政治宣传、意识形态，下到日常生活、节日习俗，都能看到佛教的影响。大唐的长安和洛阳的天际线被佛塔所装点，人们的心灵被笼罩在佛光下。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带来了宗教信仰的传入与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也带来了几乎全面的知识和观念的革新：地理知识、宇宙观、生命轮回、语言系统、新的艺术形式、风俗习惯、城市景观等。这种文化融合和再造，不只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更是高度发达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的磨合。仅仅从政治史的层面讲，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数百年中，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革新、建筑空间等方面。武则天正是在佛教繁荣的背景下，才能以佛教转轮王的身份登上皇位。又比如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佛教兴起之前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分为“官”“民”两种空间，像用于国家祭祀的礼仪空间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佛教的出现，在官—民的结构之外，提供了双方都可以去的近乎公共空间的场域；城市空间在世俗空间之外，也出现了宗教（神圣）空间。从《两京新记》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读出这种变化带来的城市活力。如果我们对比汉朝的长安和唐朝的长 安，就会发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唐朝的长安是一座佛教都市。

  唐代的中国，在宗教信仰上处于文化优势地位，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思想世界最为复杂繁密的一部分，唐朝也已经成为当时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正如近代以来欧洲传教士到东方传教，唐代时中国佛教强势对外传教，比如日本把佛教引入本国， 各大宗派都视长安的某个寺院为自己的祖庭。佛教对日本文明的再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是日本人重要的心灵家园。佛教的传入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主题，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除了佛教，还有三夷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摩尼教、祆教或者琐罗亚斯德教）也传入中国，让大唐文明呈现出浑厚璀璨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