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词是“贵族政治”。你如果穿越回唐朝，可能会发现出身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隋朝和唐代前期，看到了大量权势熏天的皇子政治集团：隋朝的晋王杨广夺取了太子杨勇的储位；唐朝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兄长和弟弟，夺取了皇位；唐太宗的几个儿子也跃跃欲试，觊觎着最高权力。各大家族各自下注，甚至两边下注，希望能延续自己的政治地位。甚至外姓的武则天夺取了李唐皇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前期，几乎没有一个太子能够顺利继承皇位，最终真正继承大统的往往是残酷宫廷斗争的胜利者。初唐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催生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政治人物，中晚唐的政治史同样很精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认为，皇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皇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比如，中晚唐时宦官的崛起，他们的权力来自皇帝，是皇权的延伸；又如僧侣，中世纪欧洲的教士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恪守独身的原则，切断了跟大家族的联系，而在中国，佛教僧侣在特定情况下也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持者。

  第四个词是“律令制社会”。唐朝是一个律令社会，非常讲究律法和制度。从制度创新上说，它进一步发展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等，对周边文明都有影响。我们以前对科举制度有非常多的批评，甚至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这种批评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看，科举制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明，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非常大的贡献。说到底，科举制度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近代英国开始进行文官考试制度的时候，考试的内容还不如我们的科举制度——英国考《圣经》。所以问题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其具体的社会功用以及政治功用。考试的内容是大家诟病的地方，但制度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唐代的科举制度在最初并没有改变贵族社会的本质，相比寒门子弟，士族子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准备考试，让科举变成有利于自己的新的游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在唐朝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崛起，取代了以前依靠家族出身决定政治前途的贵族阶层。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的四百余年中，法制领域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且逐浪高涨地强调法典作用和地位的历史运动。法典作用和地位的持续上升，至唐永徽二年（651）及开元二十五年（737）臻于顶点。安史之乱以后制定法运动迅速跌落：法典修订长期停滞，《律》《令》成为具文，形形色色的敕例反而成为司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依据。历晚唐五代及于宋初而再度向近乎秦汉旧式《律》《令》体制发展的轨道复归。简单地说，初唐的律法具有一定权威，甚至能平衡皇权，唐太宗非常强调法律的严肃性，抑制“朕即法律”的冲动，这是大唐盛世法律基础；但是之后皇帝的“王言”又压倒了律法，成为最权威的法律来源。

  第五个词是“神文时代”。从汉代到隋唐，虽然学术与思想几经变革，但是就政治论述而言，总归不脱神文主义的总体架构。纬学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许多其他知识体系，比如天文、气象、音律、历法、祥瑞灾异、阴阳五行，乃至许多信仰体系如佛教、道教，无不与其紧密相关。这些知识和信仰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古时代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在中古时代弥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知识体系中，人类世界是天命秩序的反映，晚至唐代，这种宇宙观依然在学术和思想上占据显著的位置。我们会看到唐代政治操作中频繁出现天象、祥瑞、灾异等讨论，一点都没有自欺欺人的意思。包装皇权、打击政敌，往往会引入天文星占和祥瑞灾异。唐代的这些知识传入日本，结合日本本土信仰，发展成平安时代的阴阳道传统。

  唐代禁谶不禁纬，纬书仍被视为六经的重要补充，而且谶纬之书并非神文思想唯一的载体，中古时代大多数的知识体系都带有神学的色彩。例如《五经正义》中就屡引纬书，因而遭到清儒皮锡瑞等激烈批评。更不要说庾季才、吕才、李淳风等掌握“术数”知识的群体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说，真正对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天命说提出挑战的，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宋代新的儒学潮流兴起，将佛、道、谶纬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力乱神都排挤出正统学术体系。欧阳修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南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删去谶纬之说，谶纬才最终衰绝。反映到其他知识领域，欧阳修作《新五代史》，取消自汉朝以来诸史相沿的《五行志》，代之以《司天考》，专记天象而不载事应；《新唐书》虽有《五行志》也仅仅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从政治思想方面说，经历了儒学复兴运动以后，在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论说中，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符号都走向了末路，神秘论在儒学当中逐渐被摈弃。从神文到人文，从天命说到王者仁政说，这是唐宋之际思想变革的一大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