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桧在宋高宗支持下，通过杀岳飞，最终完成“军队姓赵”的大问题，藉此推动宋金和议，稳定偏安政局，已有史家从祖宗家法与地缘政治等角度作出辩护。笔者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见解，可以参见《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这里只对秦桧专政的历史实相略作概述。

  出于巩固体制的头等需要，作为皇帝的独家代理人，秦桧清醒知道，扼制舆论、排斥异己，与独居相位、专擅朝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权相深谙其道：只有动用强权的武器，才能彻底钳制朝野持异见者。

  秦桧专政最关键的招数就是“择人为台谏”，让原来兼具监察职能与议政职能的台谏官沦为其私人鹰犬，指东不西，成为他打击政敌、左右舆论的忠实工具。台谏官只要甘当鹰犬，不出二三年，就让其位至执政，以“弹去执政，补以言官”一箭双雕的手法，既使执政不可能觊觎其独揽的相权，又将执政高位作为网罗台谏的诱饵。这样，秦桧便把独相之权和监察大权都牢牢操控在手。在用人之术上，不论台谏，还是执政，抑或其他要职，秦桧专用柔佞而无名望的小人。柔佞最适合做鹰犬；无名望就不能与之抗衡，旨在利于独相与专政。一旦谁有立异迹象，他就毫不手软地汰除异己，包括万俟卨这样曾经最忠实的走狗。

  在秦桧专政环节中，任人唯亲只是小菜一碟。绍兴十二年，其子秦熺殿试第二，仕途上一路飙升，仅三四年就迁至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讲。绍兴十八年（1148），升知枢密院事，贵为执政，立朝仅在乃父一人之下，这种父子同朝共为宰执的殊荣，前朝唯蔡京父子差可一拼。秦桧的长孙秦埙省试、殿试居然均为第一，其中的道理即便不说，谁都懂的：考试官都是秦桧提的名。次孙秦堪只管扶秦桧上朝，也让他直个龙图阁玩玩，但他还牛不过其弟秦坦，乳臭未干就直秘阁了。秦桧之兄秦梓官至翰林学士，其弟秦棣尽管是酷吏，也做到宣州知州。秦桧的妻兄弟中，王?官至临安知府，王会、王[插图]也都出任知州。岂止官二代、官三代，连妻子王氏的裙带上也都系着一串州府级的高官。至于那些不做官的妻兄弟们，凭恃权势，恣为不法，夺人田宅，役使守令，也都有案可查的。

  专政期间，秦桧把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与钳制思想、压制舆论、打击异己、迫害政敌结合起来，长达十余年。持异见而受迫害的官僚士大夫代表有赵鼎、李光、胡铨、张浚。其中赵鼎与李光最受秦桧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赵鼎为免“祸及一家”，绝食而死，李光的长子与次子随侍父亲死于贬所。因赵鼎案而牵连的知名人士有王庶、张戒、曾开、李弥逊、方滋、张九成、宗皋、解潜、高闶、李椿年、荣嶷、王佐等；因李光案而株连的，除其子孟博、孟醇、孟津与其弟李宽，还有邵大受、刘一止、周葵、朱倬、朱敦儒、胡寅、史才等。这串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更具体，每个姓名背后都殃及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

  对元祐党籍、庆元党禁与秦桧专政中受迫害对象，美国学者囊括了三个事件关键年代前后各三十年所有现存宋人文集，对三大群体中所有人际关系进行了大数据的文本检测，发现元祐党人仅是小群体的松散结合，庆元党禁则是与一核心人群紧密联系的群体，而秦桧专政中受迫害成员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显（魏希德《唐宋史研究中的数字化语文学》，《唐宋历史评论》第3辑）。这一结论也有力反证：秦桧专政是对所有持异见的朝野士大夫官僚的全面专政。

  对秦桧专政下肃杀恐怖的政治气氛，在权相死后六年，有一位进士这样陈述亲历的感受：顷自秦桧误国以来，奸臣相继専党擅权，无所不至，钳天下之口，结天下之舌，于今几年矣。国家利害人不得言，言之则祸不旋踵，大者殛于海隅，小者毙于囹圄。以致在朝则以讹言为禁捕，在学则以谤讪为屏罚，科举则以时忌为弃黜，遂令天下之忠臣义士，抚膺扼腕，相视切齿，高举远引，甘心自弃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或佯狂于闾阎，或飘蓬于江海，或慷慨而悲歌，或如痴而似醉，至于郁郁而病，愤愤而死者多矣！（《三朝北盟会编》卷227和州进士何廷英上书）

  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对秦桧的定和议与杀岳飞作过有理据的剖辨，但仍认定，秦桧专政是“政治上的恐怖时代”，他“以恐怖手段来钳制思想，打击知识分子的尊严，虽然维护了自己一时的权位，却断送了南宋兴复之机，应当是秦桧被视为历史罪人的重要原因”（《秦桧与文字狱》，载氏著《宋史丛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本文摘自《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