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段，从“于是饮酒乐甚”到“泣孤舟之嫠妇”，很显然这是以哀、乐对举的笔法，抒写作者的矛盾心情，假如把这说成是作者的一种含泪的笑，那么这种泪水不是挂在脸上，而是流向内心，比如“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意谓“我的情怀很悠远，想看到的美人却在高天的那一边”。“美人”代指贤君圣主，也就是宋神宗。这里所表达的是苏轼一贯的忠于君主，以求为世所用的心愿。然而春秋正富的神宗皇帝是年三十五岁，一门心思支持苏之政敌王安石搞变法，年近半百的苏轼自己，得见“美人”、为其所用的希望却十分渺茫。“客”，也就是在苏轼身处逆境时，远道来看望他的道士杨世昌，既懂得上述歌词所流露的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内涵，也很理解苏轼此时此刻的苦闷心情，他将这种抽象的“情怀”外化为笛声，自然是“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种幽怨的笛音传到孤舟上的寡妇耳中，她也为之泣不成声。此段中的“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等状写笛声的文字，十分精彩，早已成为传世经典之句。

  第三段，从“苏子愀然”到“托遗响于悲风”。此段的意蕴可用其中“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来概括。毋庸讳言，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很典型的消极出世思想，也就是与此前不久作者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所云“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等，如出一辙。面对这种古今都无法逃避的残酷现实，怎能不令人悲从中来，从而不得不借游仙出世，以遣悲怀。这就是文本中所说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然而，这却与苏轼一贯的人生态度背道而驰，从而引出了下一段更加发人深思的“文章”。

  第四段，从“苏子曰”到“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一段虽然化用的是《论语》的“逝者如斯”和《庄子》的“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的语意，但却带有苏文所特有的浓郁的哲理意味和鲜明的思辨色彩。作者十分巧妙地就跟前的水与月，演绎了一通“变”与“不变”的深刻哲理，以《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为依据，道出了一番超越长短、得失的精辟见解。在苏轼看来，水滴的不断流逝，中止不了长江的洪流；月亮在每一天的盈亏升降，改变不了其千古永存的事实。这说明水与月都有变与不变的两种形态，人生也是一样，这就是原文所说的“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同样有永恒不变的一面，又何必去羡慕水、月等事物的永恒而悲叹人生的短暂呢？这或许正是苏轼的赤壁江游为后世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此种警策之语，对于古今普通人解脱烦恼、超越功利，堪称一副可口之良药，洵为可贵。

  第五段，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笔势振起，转悲为喜。这就圆满地完成了一篇从乍一游江之闲适，到人生短暂之悲凉，再到旷达超脱之喜的波澜起伏、余韵悠远，结构奇妙无比的千古绝唱。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体裁。它虽然名之曰“赋”，但并未刻板地按照刘勰所构建的框架去写。刘氏认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文中不仅没有像汉魏六朝的赋作者那样以堆砌辞藻为能事，即使对于体现赋之为文要义的“体物写志”的这一本质特点，亦非平分秋色，而主要是“写志”。“体物”之处，不仅文笔简略，还切实做到了“体物而不滞于物”。总之，苏轼的这篇赋，既保留了主客问答的传统手法，又扬弃了旧有的骈赋和律赋束缚思想、压抑情感的一面，从而写出了这篇具有诗韵文笔之长、声韵悠扬、易于诵读的新体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