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思想的出发点,去关注在思想破壳而出时那里蕴含的不均衡的、可以前往任何方向的可能性。”
《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入选经济人读书会年度十大好书、2021“保马”年度书单。
解 说 文/川崎修
一 《忠诚与反叛》一书是丸山真男生前亲自参与编纂的最后一部著作(除《丸山真男集》外),主要收录了丸山1960、1970年代的代表性论文。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丸山真男的成果或诸种言论,鲜少有人会不承认他是战后代表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那么,对于读者来说,丸山是怎样的作者呢?
众所周知,丸山起初是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正式开启学术研究生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收录的诸篇论文正是其代表性的成果。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丸山首先是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丸山本人在生前也反复强调,这才是他本来的活动领域。并且,丸山在这个领域里留下的成果,无疑在当时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不过,使丸山的影响力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即作为“知识分子”,对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外的政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爱好者,乃至大众传媒和一般公众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则是丸山对同时代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以及在现实政治上的发言(《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等代表性成果被收录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所谓“丸山政治学”——尽管丸山生前一直在否定这一说法——指的正是丸山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
的确,在某个时期以后,丸山本人开始将这个领域里的活动称为“副业”,不断强调这并非他的本职工作。然而,在现实里,《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曾经是学生们的“必读文献”,同时代人对丸山的赞赏和批判,也多指向了被他称为“副业”的工作,这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丸山的“本业”与“副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诚然,两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面向行家的工作与面向一般的工作,或说作为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与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
更进一步,如丸山在晚年曾屡次强调的那样,“副业”可说是他在1940、1950年代在日本政治形势的分析领域缺乏专业研究者的情况下,到该领域的临时出差。
但是,在两者之间还充分存在着更为有机的联系。首先,丸山对时局的讨论本身,明显是基于他对日本、中国及西洋的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而展开的。在此意义上,如果没有本职工作,毫无疑问便无法展开“副业”。
不过,就丸山而言,反过来不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吗?换言之,如果没有“副业”的魅力、展开“副业”的能力,那么恐怕也就没有那个持续吸引我们的“丸山真男”以及他的本职工作。这与丸山始终将思想史把握为“问题史”并加以实践密切相关。
早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各篇论文中,他就有意识地把思想史把握为问题史,这些论文便是把日本从皇国史观的日本思想史图景中拯救出来的一个尝试。并且《日本的思想》和他反复展开的福泽谕吉论,也无疑是这种“问题史”研究的成果。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是E. H.卡尔的名言,现如今,像丸山这样自觉地公开地将此付诸实践的思想史家已经为数不多了。
而本书《忠诚与反叛》收录的论文,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丸山作为问题式思想史家的力量与魅力。
二 在此意义上,本书是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作品。不过,颇具悖论意味的是,也正因此,本书尤其是核心论文《忠诚与反叛》,有着不同于广泛流传的丸山真男形象的一面。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简而言之,这篇论文是试图以解释学的方式重新找回在江户时代被“家产官僚化”了的、在近代化中遭到彻底遗忘的原初的、根源的武士精神(“身为战斗者的武士的精神气质”)。
也就是说,这是挖掘日本历史中的“公民美德”的“纪念碑式的历史”(尼采意义上的),是假托被历史遗忘的“英雄们”,在同时代里为他们的精神招魂的“叙事诗的理论”(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意义上的)。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阿伦特、海德格尔和尼采那壮大的“思想史”,从政治理论上来说非常刺激人心。不过,这里浮现出的丸山真男的形象,与对他褒贬不一的人们所广泛共有的(尽管他们使用的表述不同)通俗的、作为“近代主义者”的“丸山真男”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不同在《忠诚与反叛》这篇论文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篇论文在方法上采取了一种“保守主义”。诚然,丸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讨厌日本”)一直苦心孤诣地在日本思想中寻找积极的内容,熟悉他对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的评价的人对这一点并不陌生。
不过,与其说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具有“近代”性的卓越思想家,不如说它以解释学的方式重新发现了被视为日本武士社会正统政治实践或传统(当然,“传统”经常是被创造的,因此在这里自然会出现关于什么才是正统传统的争论)的“谏诤”,并以此来批判日本的“近代化”与现状。
从思想内容上看,这可说是日本版的“共和主义”,其叙述方式甚至可以说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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